人民網北京9月19日電 （記者朱一梵）近日，中國證券投資基金業協會黨委書記、會長洪磊在“私募資產管理百人論壇”上的發表致辭。他認為，私募資管行業問題的根源來源于三大問題：信托與委托關系不清晰，部分行業實踐脫離了信托關系的有效約束；投資功能與融資功能不清晰，監管重心與實踐不匹配；市場化信用機制不健全，“信用依附”削弱“風險自擔”的投資文化。應當從法律、監管、市場三個層面著力，系統化解市場制度與市場行為不匹配的缺陷。
以下為演講全文。
各位領導、各位委員、各們同仁：
大家上午好！歡迎大家來到“私募資產管理百人論壇”。
繼上海“私募股權及并購百人論壇”、深圳“創業投資及早期投資百人論壇”之后，“百人論壇”的第三期移師古都南京，探討私募資產管理行業的發展與轉型升級，我認為恰逢其時，對行業發展將起到重要的指引作用。我謹代表中國證券投資基金業協會向各位的到來表示熱烈的歡迎和衷心的感謝！
全國金融工作會議指出，金融是現代經濟的核心，是國家安全的重要組成部分，是大國競爭的核心要素。歷經2008年以來全球金融體系動蕩和經濟格局深刻調整，我國金融體系市場化、國際化、法治化水平不斷提高，與此同時，國內市場與國際市場的關聯性、共振性日益增強，金融體系復雜性以及風險傳染機制顯著增加，外部沖擊風險、內部結構失衡與脆弱性風險不斷積累，給金融監管與行業發展帶來嚴峻挑戰。從國際市場看，2008年后，歐盟推出的另類投資監管法案（AIFMD）和美國的Dodd-Frank法案均加強了私募資產管理公司的注冊、運行與信息披露要求。在監管趨嚴的同時，私募資產管理業務得到很大發展，全球資產配置更加青睞以中國為代表的新興經濟體。據EFAMA數據，全球私募資產管理業務規模占資產管理總規模的比重從2014年底的36.5%提高到2017二季度的38.8%，絕對規模增加了1.3萬億歐元，中國市場的潛力和價值凸顯。福布斯雜志在2017年全球私募市場的十個預言中，只有一個預測是針對地區市場的，這個市場就是中國。福布斯認為，中國作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市場體量和發展潛力是全球市場潛在價值最高的國家。2016年以來，我國銀行、證券、保險以及資產管理領域加強監管，著力降杠桿、抑“剛兌”、控通道、防空轉，切實防范金融風險，引導金融服務堅持主業、回歸本源，各資管機構積極按監管要求梳理業務規范，完善內部治理，加強合規風控，主動謀求發展轉型，回歸主動管理。截至2017年9月10日，協會自律管理下的資產管理業務總規模達到54.09萬億元，較2016年底增長4.9%。其中，公募基金規模11.20萬億元，較2016年底增長22.3%；私募證券和私募股權基金規模10.25萬億元，較2016年底增長31.2%；證券基金期貨公司及其子公司私募資管業務發生較大調整，券商資管業務規模17.67萬億元，較2016年底增長3.8%；基金公司專戶規模6.53萬億元，較2016年底增長2.7%；基金子公司專戶規模8.22萬億元，較2016年底減少24.7%；期貨公司資管業務規模2155億元，較2016年底減少24.3%。
在政策初見成效的同時，我們也要看到，從嚴監管既帶來存量調整，也產生新的壓力，如被動調整導致部分資管產品流動性風險加大、資金成本抬升導致重點領域和薄弱環節融資難加劇等；監管套利、資金空轉、基礎資產不透明、受托責任與風險管理責任不清晰等問題還沒有得到根本解決，行業發展轉型任重道遠。我認為，私募資管行業問題的根源主要有以下幾方面。
一是信托與委托關系不清晰，部分行業實踐脫離了信托關系的有效約束。無論是公募還是私募資產管理活動，都具有信托關系所要求的基本特征，一是資產管理人是用別人的錢而不是自己的錢進行投資；二是管理期間管理人擁有完整的資產處置權，資產脫離了投資人的控制；三是投資人基于充分的信任將資產處置權交付給管理人，這種信任是動態的、變化的，信任持續的基礎是管理人能夠專業、盡責地對待受托資產，不是私人關系，也不是簡單的合同關系；四是投資人風險自擔，如果管理人承諾無風險收益，那么本質上就成了信貸管理而不是受托管理。相比而言，委托關系只要求雙方忠實于事先的合同，只要不存在欺詐或重大過失等限定性條件，管理人在持續性管理運營中，并不承擔忠實于投資者的法定義務，尤其是將投資人利益置于自身利益之上的義務。在委托關系下，對投資人保底保收益、設置優先劣后份額并將投資管理權限轉讓給劣后份額、通道式管理等均具有意思自治的合法性，與信托原則有根本區別。實踐中，部分私募資管活動以合同約束代替信托約束，僅履行合同事先約定的的責任而未履行信托義務要求的持續性責任，是行業亂象頻生的重要原因。
二是投資功能與融資功能不清晰，監管重心與實踐不匹配。資產管理是服務于投資者的金融活動，其出發點是基于投資人的利益組織資源、做出投資決策。融資活動是服務于資金需求方的金融活動，其出發點是為融資方找到成本最低的投資者。以基金和資產管理計劃為代表的投資活動、以投行為代表的融資活動，以及相關中介服務活動構成了資本市場的主體，只有市場充分競爭、充分博弈，才能真正發揮市場配置資源的決定性功能。資產管理監管的重心是資金的獲取與運用，實踐中，很多基于單一項目融資需求以資產管理的形式存在，基礎資產的信用狀況、收益能力以及基礎資產轉化為可投資標過程中的信息披露等融資端的監管超出了資產管理的監管范圍。當資產管理“兼營”投資與融資活動時，必然產生監管空白和套利，從而增加金融系統性風險。
三是市場化信用機制不健全，“信用依附”削弱“風險自擔”的投資文化。從投資者、資產管理人到基礎資產，各有其信用約束，不同市場主體均應基于自身信用參與市場博弈。實踐中，交易對手的選擇、交易機制、風險定價等行為仍過多地基于“牌照信用”、股東信用甚至國家信用建立行為規則，個體信用約束嚴重不足，在資金端表現為“剛性兌付”產品從銀行延伸至信托、資管，在資產端表現為對基礎資產缺少正確的風險定價，“風險自擔”約束達不到實效。
上述三方面問題往往交織在一起，既增加了金融體系的脆弱性，帶來系統性風險隱患，也模糊了功能監管的邊界，使監管協調變得更加復雜、低效。
解決上述問題應當從三個層面著力，系統化解市場制度與市場行為不匹配的缺陷。
從法律層面看，應當修訂完善《證券法》、《基金法》、《信托法》，充分發揮特別法的專業價值，將各類資產管理納入統一規范，根據本質特征確立各類資管活動的法律屬性、活動邊界與行為規范，為行業統一監管奠定法理基礎。
從監管層面看，要充分發揮金融穩定發展委員會的統籌決策與協調職能，統一資產管理的上位法要求，實現功能監管。要基于《信托法》和《基金法》完善監管規則，嚴格區分合同行為和信托行為的不同要求，明確資金信托活動的邊界和具體規則。要從投資者、資產管理機構、中介服務機構的需求和市場功能出發，為資產管理有機生長打開制度空間。例如，設立大類資產配置牌照，為銀行等有資金匯聚優勢和配置需求的機構提供信托管理新渠道，按信托管理的要求，根據投資者風險特征和期限特征，將短期理財轉化為有長期優勢的大類資產配置，既有效打破剛性兌付，化解“影子銀行”風險，也更好地滿足了投資者的真實需求，為實體經濟提供了更多長期資本，促進金融與實體經濟的良性循環。
從市場層面看，要推動現代化行業治理體系，建立市場化信用體系與信用文化。要以個體信用的積累、運用為基礎，逐步推動個體信用在市場博弈競爭中發揮基礎性作用，打破市場與監管博弈和監管套利的怪圈，推動市場主體回歸行業本質，重視自身功能價值和內部治理，以信用立身，以持續的專業性和真正有價值的創新推動行業健康發展。
各位同仁，第五次全國金融工作會議與全國證券期貨監管系統年中監管工作座談會已經為資產管理行業的發展提供了指導思想和根本遵循，將服務實體經濟、防范金融風險、深化行業改革三項任務統籌謀劃，落實到位，在恪守行業本質中創新發展，是資管行業發展轉型的必由之路。今天，來自銀行、證券、保險的專家學者匯聚一堂，在第五次全國金融工作會議精神的指引下，共同會診發展中的問題，探討行業發展大計，對于行業健康發展意義重大！
再次感謝各位領導和行業專家的出席，預祝本次論壇取得圓滿成功！
謝謝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