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劉云
作為中國企業界一個標志性話題人物，郭廣昌總是能夠引發社會和媒體的不斷關注。作為全國政協委員，今年的郭廣昌得到媒體的熱切關注是在情理之中的，這次大家關注的，則是他在全國政協會上提交的提案。議題當然很高遠，是中國當下要緊的話題，或許別的人也能思謀到，但說出來提交出來的卻是郭廣昌，我們為此向郭先生點個時代贊。
郭廣昌建議政府進一步鼓勵和支持更多的民營企業參與到脫貧攻堅、產業扶貧中去，希望國家層面充分調研并出臺相關政策，引導和調動民營企業積極性因地制宜導入核心產業參與精準扶貧，建議各級黨委和政府為民企參與脫貧攻堅幫扶工作給予全方位指導。
拿出這樣的提案，至少說明以下五點，一是郭廣昌一直在關注國家“十三五”的脫貧攻堅工作，他有研究，因此有了想法；二是他看到了“十三五”脫貧攻堅，不單是黨委政府的事，換句話說，不單是干部的事，事實上在國家的部署中，也包含了社會各界對脫貧攻堅的義務和責任，全員動員方可五年見大效；三是脫貧攻堅看似是政治任務，實質則是經濟社會發展的大事要事，因此它必然要符合經濟發展的一般性規律，不單是一場政治會戰，郭廣昌從中嗅見了產業發展的新機。四是郭廣昌一定認真研究過國務院關于農村一二三產業融合發展的戰略性部署及其相關政策，產業可以參與扶貧，可以讓貧困面脫貧，這是有律可遵的。五是工商資本向農村、農業、農民轉移，是國家推進產業升級轉型的題中應有之義，對于中國現階段的產業結構來說，也是一個重要的不可輕視的方向，這是個機會，而且是轉型的先機所在，郭廣昌敏銳地看到了。
就產業而言，上海復星集團的產業布局是多方位的，盡管郭廣昌們更看重一線城市的制高點與輻射力，但這并不影響他把視野放牧得更遠。就安康而言，我們對上海復星以及郭廣昌的感知來自于具體，那就是安康高新區天貿城項目。這個項目盡管只是上海復星在全國布局的眾多點中的一個，但它對于安康，對于秦巴山區的聚合輻射帶動作用是可以深長期待的，這也是項目為什么得到省市及周邊地區廣泛關注的原因之一。可以說，安康天貿城項目，既是安康的翻身項目，也是郭廣昌團隊在西北地區的戰略布局，這種先聲奪人的效應目前正在顯現。
因此，郭廣昌在今年全國政協會上提出民營企業更好參與脫貧攻堅，既是一步新棋，也是郭氏團隊一以貫之對時代變化、國家發展大勢的準確把握。相信這是他深思之后的智慧結晶，也相信在他的那個智慧圈子已然贏得積極反應，所以說，郭廣昌所提出的這個提案，或許不僅僅是他一個人的智慧，它最有可能代表的是更多人的共同想法，這就有了重大意義，它反映出來的是中國工商界對國家“十三五”重要發展事項的總體認同。“十三五”脫貧攻堅是中華民族的大事情，它既是嚴肅的政治任務和政治擔負，更是國家整體走向全面小康的關鍵環節，這其實更多地反映出國家發展的大命運，所有的人，所有的經濟體，包括社會組織的命運都在其中。從這一點出發，郭廣昌在提案中提到的“產業扶貧”，意義是重大的，他說到了點子上。
扶貧也好，脫貧也好，都是階段性的任務，而這個過程反映出的則是長期性的要求。在目標性上，它或許是單向的，在實現的方式方法上，則必然是復合的，帶動的是綜合進步。中國的發展，從傾斜式不平衡性發展進入到一個全新的平衡發展階段，是歷史的賦予，也是大國經濟的必有規律。地方發展也同理，從不平衡走向平衡，這反映經濟的新特性，從局部性走向全體性，這同樣也是對現實性的把握。比如地方“十三五”的脫貧攻堅重大任務，在未來的五年里，無疑是統領性的一項工作，但明顯它并不僅僅是單向度的工作，由脫貧展開來，未來五年可以呈現的更多是經濟的整體進步，而脫貧只是其中應有之義。盡管我們貧困面還有那么大，難度也不小，但如果將其視為一個經濟補短板、強長板的過程，作為一個地方經濟轉型升級、全面提升貢獻率的過程，那么貧困的因素或許不會變得那么可怕，它也或許恰恰是有利的因素。因此，有識之士把全面的脫貧攻堅看作是一次農村產業復興甚至農村一二三產業融合發展的重大機會，就顯得那么可貴，值得尊重。
郭廣昌在其提案中倡導“產業參與扶貧”，就是上述理性判斷的一個明智的選擇。從產業的眼光出發，我們或許更多地看到農村新興發展的機遇，貧困的一面，或許正好是產業融合的一種切入。這樣的踐行，事實上這些年來已然在中國有多種實踐，就是安康這塊土地上，以農民工返鄉創業為引子的工商資本下鄉發展農村產業，已經不是什么新鮮事，這里面有很多成功的案例，一些經驗正在創造出來。從這個角度講，郭廣昌的提案或許新意并不聳人聽聞，但我們要看到，郭廣昌的視點在于提請國家從戰略和政策層面對這一新實的好事作出制度性安排，這就是其意義可貴之處。
當然，工商資本下鄉也好，產業扶貧也好，在現實操作中還存在不少體制機制方面的制約，尤其是隨著資本更多更大規模地下鄉，原來的生產關系的平衡性事實上正在打破，亟需建立新的生產關系，這就需要推進農村的深度改革，以調整要素流入機制，讓生產力的發展建立在一個最經濟的狀態下，減少負面的干擾。這個方面的改革，中央已然清醒地認識到了，對于“十三五”農村改革創新也有清晰的布局，因此中央鼓勵各地在國家大的戰略選擇背景下大膽創新，走出新路子，取得點上經驗，這既是給各地打開的思想解放的口子，也是對各地的期望與激勵。
我們當然希望郭廣昌們的提案能夠迅速得到國家層面的反應，一些我們期望中的政策也迅速地制定出來。但客觀地講，這或許有一個相對的過程，比如調研，比如廣泛的討論，比如對一些深層次領域改革的審慎把握。對于地方來講，立足自身已有的情況，可以先行先試，也是有勇氣的選項。我們如果確定不消極等待觀望，那就計劃破解自己的難題，比如從資本和產業本身出發，在資本與農村資產的結合上，在資本與農村資源的結合上，在扶貧與發展的結合上，在資本流動與要素流動的結合上，在單向脫貧與整體產業提升的結合上，在農村原有經濟組織與市場化運作的結合上，在普惠式政策與重點支持式政策的結合上，以及對工商企業下鄉實施產業扶貧、產業融合上，敢不敢出臺更加激動人心的地方政策，在最大程度上消除企業政策上的后顧之憂，這一些，我們其實可以傾注精力大膽探索、付諸實踐。
在郭廣昌的提案中，建議國家層面解決的一些根本性問題，都具有現實的精準性，如總體部署，財稅優惠，金融支持，土地政策、政府指導，等等，這些都是必須破解的現實問題。回到地方，我們可以從小處做起，從地方政府職權范圍的可控性做起，讓區域資本充分涌流，盡快激活產業扶貧的一池春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