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幾天，公眾輿論場以太多的悲傷關注一起留守兒童四兄妹服農藥自殺事件。這樣一起事涉未成年兒童的極端事件，人們以什么樣的知性、理性、甚至憤懣、甚至不解、甚至強烈譴責，來表達事件情緒，都是可以理解的。這應當是2015年中國應當痛心銘記和深刻反思的典型社會危機事件之一，預期喚起對留守兒童這樣的極端弱勢群體的全面關注與關愛。事件發生后，無疑引起了上至中央下到地方的震驚與快速反應，善后在有效進行，對于第一撥責任人的處理也迅速落地。事涉的貴州省畢節市委和七星關區委，對該區副區長、教育局長、事涉村包村干部，以及事涉鄉黨委書記、鄉長，分管教育的黨委委員、政法委書記，鄉教管中心主任、事涉小學校長、事涉村黨支部書記、駐村工作組長，四名兒童結隊幫扶教師，都給予相應的紀律處分，而對該事件的調查還在進行之中，涉嫌犯罪的將移送司法機關處理。
應當說，當地各級黨政組織的善后是積極有效的，這樣的反應是必須的。觀察網絡世界對這一事件的反應，在洶涌的輿論潮中，在無限悲傷的基調上，理性的反思是主要的，既有對城鄉一體發展過程中空巢現象的深深憂慮，也有對基礎工作不細致或者責任不到位的痛切批評。媒體對這一事件的報道是充分的，從報道中也可看出基層工作的薄弱點和基層干部的工作之難，所以網上的思考是充分的。筆者注意到，輿情中也有對被問責干部的同情，認為基層干部工作也算做了，但一出事總是第一個被問責，有網友甚至覺得他們有點“冤”，甚至有此“替罪”的意味在，網上這樣的情緒不在少數。
平心而論，這起事件中被問責的畢節干部冤嗎？絕對不冤。從已有報道看，對于四兄妹這樣的留守兒童境況，上至七星關區委區政府，下至村里、學校、駐村干部，都應當都是知情的，有關方面也曾落實了四兄妹的看護責任，甚至學校還安排了結隊幫扶老師，遺憾的是，這一切更多地只是停留在形式上、口頭上，很可能也只是停留在區上、鄉上的文件紙上，細致入微的、點對點的關懷的確太少了，長時間各個環節的疏忽最終積累成一樁突出事件。在這一起事件中，很多干部、老師都是事實的關聯人，可大家都沒有盡到責任，因此第一撥被處理的干部如此眾多，如此嚴重，就是勢在必然了。面對生命逝去本應如花的四兄妹，我們的干部、校長、老師，除了深深的自責，還有什么可“冤”的呢！
對于四兄妹父母、親戚關愛責任的失位，我們除了應當譴責他們麻木、冷酷甚至自私以外，當地組織必要的第三方監管介入也是失位的，在親情責任環節，我們沒有必要的發聲，或發聲太少，這也是顯見的薄弱環節。父母對未成年人具有法定監護責任，這一責任不僅限于物質的扶養，還有成長期中必須的關愛，如果父母做不到這一點，相關組織有責任依法規范到位，甚至“公訴”他們履行自身責任。
空巢老人、留守兒童、留守婦女，這是社會大轉型、人口資源大流動、大分化進程中一個繞不過去的坎。它不以我們善良的意志或簡單化的思維所決定。所有不適應的問題都是客觀存在的，而我們不大可能因為問題眾多，便回到純粹的農耕往日秩序中去。甚至在這一過程中，我們也不能太多地對鄉村親情進行道德審判。因此，面對這樣的悲涼景象，我們一方面必須進行社會建設性的反思，認識到每一次社會變革所伴生的負能量，一方面也要面對實際，盡可能減少轉型的震蕩對社會倫理固有的沖擊和破壞。我們要尋找必要的緩沖墊，讓問題軟落地，讓矛盾軟化，讓轉型的代價小一些，讓傳統倫理肌體少受一些損傷。而這些理性的考量無一例外都必須落實到一個地區、一個鄉鎮、一個村莊、一個學校、一個家庭，甚至一個具體的老人、孩子、婦女，包括家庭責任的應有承擔者。此次畢節事件，不是中國當下的唯一，盡管事件以我們難以想象的極端形式出現，但它所反映出的普遍性的危機不可輕視，正如一些專家反復警示的，也是此次事件后不少網友所指出的；留守兒童是典型的社會問題，解決不好將貽害社會，并影響中國社會建設的未來。對一個國家如此，對一個地方同樣如此。畢節事件，暴露出太多的“基層不適”，而這種“不適”具有普遍性，這是事件令人反省的根本之處。
從上述認識出發，我們想說明這樣一個事實，盡管空巢現象危機重重，但從各地有益的探索和積極的實踐來看，我們完全有智力、有精力、有財富、有機制做好“空巢”的修補和匡扶，只要我們認識到它的極端重要，把化解鄉村留守負影響作為推進鄉村建設的重舉措，只要我們真正落實責任，使責任到點到面，我們一定能讓欠缺的愛多起來，讓流失的關懷多起來，讓我們處在變革中的社會和諧起來。
在關注畢節事件的時候，我們很感慨我們安康這些年來對彌接社會文明空缺所做的一系列努力。這里面沒有絲毫慶幸的成分，只是充分肯定過去所做的社會關愛建設的實際意義。這些努力當然有力地保障了城鄉一體發展中正向能量的發揮，盡可能把一切社會變革的不適降到最低。我們在安康廣大城鄉所創新的眾多的弱勢關愛機制，如今早已成為經驗和制度，從關愛留守兒童，到關愛空巢老人、留守婦女，從鄉村弱勢群體到城市需要底線保障的人群，我們各級政府做了很多有益的工作，而正是這些有益的工作，喚起了全社會的關注和積極參與。簡單的現象是，十年來特別是近五六年來，安康的各類社會公益組織發展迅速，特別是很多少年兒童關愛組織，如關工委、援少會，更是成效顯著，志愿者隊伍不斷發展壯大，關愛面不斷擴大，成為政府組織之外促進社會和諧進步的一支十分重要的力量。
當然，這樣說，不是我們已然做得很好了。之所以在關注畢節事件的同時，反觀我們自己的工作，其實正是對我們工作的一種再提示，我們的關愛政策完全到位了嗎？我們的關愛措施完全落實了嗎？每一個關愛對象都在我們的視線之中了嗎？還有沒有死角死面？還有沒有黨和政府、社會關愛的陽光照不到的地方？在各級組織的責任冊里，每個責任的擔承者都在盡著一份責任嗎？我們的政府、社會組織、村兩委、學校、機關單位，以及有愛心的企業，正在共同積極有效地織就一張關愛的大網嗎？我們關愛的精準度真的很高嗎？除了政府與社會組織以外，血緣親情關愛有缺位嗎？如果有疑問，我們當怎么辦？
對于此次事件，李克強總理嚴肅指示，要求各地切實落實責任，把工作做實、做細，強調臨時救助制度不能流于形式，對不作為、假落實的要嚴厲整改問責，悲劇不能一再發生。回到開頭的話題，從我們共產黨人、各級干部的神圣責任講，畢節被問責的那些干部真的不“冤”，因為我們該做好工作的沒有做好，該盡到的責任沒有盡到，嚴肅的處理雖然是亡羊補牢，但意在事故不再，畢節的問責也是在問全國各地的干部，我們到底做得怎么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