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袁朝慶
今年以來，我市各縣區都在產業扶貧上加大了力度，各種形式的合作社、農業園區、社區工廠如雨后春筍般發展起來，受到中省市媒體的廣泛關注，特別是漢濱區“撥改投、投改股、三權置立”方式被省上作為精準扶貧的好經驗予以交流。
我市產業扶貧的蓬勃發展，既是我市前兩年扶貧中新民風建設、農村“三變”改革、“支部+合作社+X”等創新做法所取得成效的顯現，也是我市著力貫徹落實鄉村振興戰略，推動脫貧攻堅由短期脫貧向長期致富的根本轉變，更是全市干部作風由務實走向更加扎實的直接體現。
我市產業脫貧目前看起來確實勢頭強勁，然而從市場的角度思考不免有絲絲憂慮，近兩年我們加強新民風建設改變了部分貧困戶等靠要的思想，激發了廣大農民干事創業的熱情，我們用“三變”解決了生產力要素流動性制度約束，我們用“支部+合作社+X”解決了單家農戶在市場上的弱勢地位，也解決了利益分配的公平問題，但這些都是在地方黨委政府的主導下由各級干部推動完成的，而脫貧攻堅中發展起來的產業，終究要在市場去拿錢，能否賺到錢最終由市場說了算。因此產業脫貧成敗的關鍵，在于市場創新，通過市場創新解決農業產業的市場競爭力問題，如果不能很好地解決市場競爭力問題，到頭來看，蓬勃發展的產業會成為“春種萬顆粟，秋收一把草”的雞肋。
產業扶貧是脫貧攻堅的重中之重，因為八大扶貧措施中，其他七大措施都只是解決眼前的困難，而產業脫貧著眼于解決長遠問題，其他措施只是脫貧兜底，而產業扶貧著眼于致富，與此同時，產業扶貧也是難中之難，因為所謂產業扶貧，其實是要讓農民回歸主業，依靠發展農村經濟實現增收致富，而依靠農業增收，幾乎是世界性難題，在安康這種欠發達地區尤其如此。農業是小生產，面對的卻是世界競爭性大市場，只有生產的產品能在市場競爭中勝出，才能賺到錢，而我們面對的競爭環境，一是生產總體過剩，農產品供大于求；二是我市農村總體是人多地少，而農業主產區是人少地多，我們沒有規模生產的低成本優勢；三是我們的農業前些年投入少，基礎條件薄弱，科技轉化率低；四是我市多年來形成的農業兼業化，使得農業市場化程度較低，小農經濟市場經營能力弱。因此不解決上述問題，那么產業扶貧只能是在鄉村振興號召下，傳統農業的回歸，最多只是通過土地流轉和“三變”將過去的單家獨戶變為小規模經營，最終還會從市場上敗退回來。
要真正將產業扶貧做實，我們必須解決全要素勞動生產率、農產品市場競爭力和農民增收三大難題，說穿了產業脫貧的過程，其實就是實現農業產業升級的現代化過程，這就需要我們堅持創新驅動，加強市場創新。首先要推行農業經營的專業化，從市場主體來看，就是要逐漸以家庭農場，農民合作社，農業企業，農業社會化服務組織等新型經營主體替代數以萬計的土地承包戶。從人員構成上看，要逐步以農業企業的職業經理、合作社企業家替代農業產業大戶和合作社牽頭人，以農業工人替代兼業化的傳統農民。其次要適度規模化，雖然我們的農業產業無法做到像歐美一樣大型規模化，但仍然應該實現由小農經營向土地集中規模擴張轉變，因為只有規模化經營才有利于提高勞動生產率，有利于科技成果的轉化，才能在產品營銷中擁有部分定價權，在合作中享有話語權，這就需要進一步創新，降低土地流轉過程中的交易成本。再次要推行混業態經營，我們的農業產業在開放的市場環境下，無法與發達國家的農產品競爭，以大豆玉米為例，我國自行生產的大豆玉米，大多由國家收購，作為糧食安全儲備，而市場上消費的卻是從國外進口的，因為國外進口的大豆玉米價格低廉。我們產業扶貧發展起來的農業產業相對于傳統農業其規模有所擴張，生產成本有所降低，產品競爭力有所增強，但面對歐美的農產品市場競爭，仍處于劣勢，這就需要我們的家庭農場，農業合作社，農業企業，農業社會服務組織，廣泛開展橫向和縱向合作，拉長產業鏈，實現一、二、三產業融合發展，以產業鏈優勢彌補單一農產品市場競爭劣勢，在實際工作中，要把農業與旅游相結合，與工業相結合，與健康產業相結合，極大增加農業附加值。
產業扶貧的目標是鄉村振興，而鄉村振興不是傳統農業和農村的回歸，而是農業產業的市場化和農業經營的企業化，在這一過程中，市場創新起著決定性作用，要充分發揮市場這只手的正向作用，政府這只手首先要起到先導作用，從區域來講，政府要做好產業發展規劃，形成“一鄉一品”特色優勢互補，避免形成低端同質化競爭，同時從政策上對各類新型農業經營主體進行培育扶持，用好財政資金的杠桿作用，促進農業經營主體向企業化轉型，還要充分發揮農村基層黨組織的作用，調節好土地承包戶，農民，合作社，農業企業間的利益關系，引導培育大批有社會責任感、有駕馭市場能力的合作社企業家，組織培訓大批符合現代農業發展的有專業技能的農業工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