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楠萍
“陜軍東征”已經30年，在陜西這個文學重鎮上，優秀作品不斷涌現，陜西文學成了中國當代文學不容忽視的一個重要部分。在這30多年里，作為“文學陜軍”的陜西作家們扎根這片歷史悠久、文化底蘊深厚的黃土地，一方面承傳著柳青、路遙、陳忠實、賈平凹等人開創的陜西文學創作傳統，一方面以敏銳的歷史眼光和強烈的歷史責任感關注著這片土地上的時代新變，將其反映在文學之中，不斷豐富著陜西文學的表達內涵。安康籍知名作家劉萬里就是陜軍“后浪”中的一員，他多年來筆耕不輟，已創作了短篇小說和小小說800余篇，出版了長篇小說和小說集10余部，他的長篇小說《春天說來就來》更是進入了陜西省第二期“百優”作家叢書之列。
一方水土養一方人，在陜西的地理版圖內部，生發著略帶差異的不同文學樣態。陜北的黃土高原為陜北文學附上了粗獷大氣的特征，產生了作家路遙；關中平原上的“關學”傳統影響著陳忠實的創作走向含蓄深沉；在秦漢文化與荊楚文化交匯之地的陜南山區，賈平凹的創作既帶著質樸務實的特征，也依稀可見奇詭神秘的特點。劉萬里的《春天說來就來》，就是以陜南安康地區為創作背景的一部小說作品。
歷史視野中的日常敘事
《春天說來就來》以第一人稱的視角展開，從“我”的小時候講起，從日常生活出發，對家族的人、事娓娓道來。敘述者在展開“我”家庭故事的同時，宏大的社會政治歷史作為一個敘事的背景幕布而存在。這種創作傳統驅動著“文學陜軍”們既可以從宏觀層面出發，以一種極為開放的視野來觀照歷史與時代、政治與社會，也可以進入微觀歷史，以一種極為細膩的眼光來貼近日常，發現宏大歷史構架之下活潑的民間。
在《春天說來就來》里，發生在漢陰縣漩渦鎮磨子溝的故事構成了小說的主要內容。作者的敘述視野主要側重于對磨子溝新中國成立以來社會歷史的表現，但作為敘述必不可少的“前理解”一環，磨子溝故事展開的歷史背景是必須要交代清楚的。“磨子溝原是不毛之地，最初有劉家、陳家和吳家的人逃荒到這里，在這里生兒育女，一代又一代，枝繁葉茂，發展成了劉家、陳家和吳家三大家族”，這是故事發生的宏觀背景，微觀的故事發生背景則被前置到了1948年。經由這樣的敘事安排，宏觀的歷史背景便作為一種隱形的裝置在“我”的家族敘事中發生了作用。
在第一章的開篇部分，作者的筆觸層層深入，從磨子溝這一鄉村自在形態的最初階段，從劉、陳、吳三大家族的敘事層層遞進到新中國成立后作為劉氏一支的“我”家，在這里，具體的時間敘事與抽象的空間敘事兩條線索交織，層層深入與細化，文本最主要的敘述對象終于浮現。也正是在這一敘述過程中，時間與空間的線索共同構筑起了一個文學空間，這個空間里曾發生過的故事與人事被清晰地呈現在讀者眼前，宏觀層面的故事背景自然而然地形成。
死亡、戰爭、饑餓、出走、改革等等關鍵詞將“我”的家庭歷史與時代動蕩鏈接，在歷史的隱形背景之下，敘述者通過文字徐徐展開“我”的家庭故事。無情的時代改變了二叔、三爹、四哥、六弟原本平順的命運；二哥、大姐、小妹忍受著生活的苦痛，向命運做著不同程度的妥協；大哥、三哥、“我”則在新的時代里尋找著各自的不同活法。但也正是在掙扎生活的過程中，“生命”的力量便愈加凸顯出來，正如小說的封底兩句話所說，“只要活著便總會有希望，活著的意義就是活著本身”，作者對生命的哲理思考隱含在文字之中。
在講述故事時，敘述者始終著眼于身邊的日常生活，以熟練輕快的筆調對日常進行質樸而又流暢的書寫。“‘突變’不是日子，突變是瞬間完成的，日常生活是久遠的”“這個變化是漸變的”。小說《春天說來就來》的故事就在對日常生活的緩緩敘事中展開。在這一過程中，文本形成了一種虛實交融的特征，一方面小說是一部虛構性的文學作品，但另一方面，作者對于日常生活的忠實描寫又生成了一種“非虛構”的文本特征。直到閱讀完作品，讀者才能從后記中找到答案——這個故事確實在現實生活中有原型——作者基于自己十多年前對牛東院夫婦的采訪，再加以文學性的處理與構思，終于寫成此書。作者通過平實自然的生活化敘述語調，調和著非虛構的創作素材和虛構的文學性表達之間的平衡關系，在一種文學化的日常書寫中強化了小說的真實感。
文化鄉愁中的地域書寫
鄉土，是中國人的精神原鄉和無法擺脫的文化之根，鄉土書寫一直以來都是中國文學表達的經驗之一。不同的地域鄉土文化不斷為文學提供著多樣的書寫靈感和資源，文學對于不同地域文化的書寫與表達反過來又進一步促進了不同地域地方性文化標記的形成。劉萬里作為“文學陜軍”的一員，“陜西”是他文學書寫最重要的資源。“風景”是地域鄉土表達的途徑之一，“風景是自然，更是文化；是場所，也是空間。它是中間的某個東西，但又是在這些東西之上形成的一個抽象的空間。”在小說中，作者就多次寫到陜南漢陰磨子溝的風景。
“磨子溝是一條長約不足五千米的山谷，這里山清水秀，山谷兩邊森林茂密，鳥語花香，梯田密布，簡直就是一個世外桃源。一座又一座土墻房子星羅棋布分布在山坡上，一到吃飯時間，山谷里就升起一縷一縷炊煙。”這是小說開篇對磨子溝的描寫，山坡上星羅棋布的土墻房子、梯田里金黃燦爛的油菜花、山谷里通向漢江的小河……簡單的幾個景象就勾勒出了陜南山區的自然地理地貌，房頂的炊煙、洗衣的姑娘、耍水的小孩……磨子溝里安寧怡然的生活圖景如小河流水般慢悠悠地展開。
磨子溝里生活的人并非完全處在一個怡然自得的隔絕空間里，這里有通向外界的土路、有通向漢江的河，這里也有人事的恩怨和人生的煩惱。“躺在草叢中，我四肢伸展開來，擺了一個大字，頭頂的白云在慢悠悠地飄移，感覺白云就從我耳邊飄過，有時我甚至產生了錯覺，感覺自己就像躺在白云上，隨著白云在慢悠悠地飄蕩，飄蕩。最近情緒很不好，反正有的是時間，我得把我雜亂的思緒梳理一下了”，這是“我”在人生困境時對于外界自然做出的最真實的反饋，磨子溝的自然風景不僅教養了“我”對美的感知，也在潛移默化中教會“我”以坦然的心態來面對困難、解決困難，影響著“我”形成了一種以陜南獨特場域空間為底色的文化心理與處世哲學。
除卻對于獨具地域特色的自然風景描寫，《春天說來就來》中同樣有著對于陜西人文地理的表達。當寫到“我”的父輩們曾為生計而販鹽的歷史時，作者提及了一個極具歷史感的地理標志——“子午道”，子午棧道曾是溝通長安與陜南、巴蜀等地的一條交通要道。這是一條促進南北地區經濟往來與發展的路線，也是一條中央集權國家強化大一統國家治理的政治要道，更是一條不同地域文化互通交融的文化地理標志。當宏大歷史下沉到普通人的身上，“子午道”便成了“我”的父輩為家族生計而奔波的見證，也是他們人生一世質樸勤懇勞動精神的體現。
作者在對當地日常生活的真實描寫中，安康地區獨特的鄉風民俗與世風世相便在不經意間展現了出來。油炸餃子和苕糖不僅是“我”的童年回憶，紅薯、薯窖也因此成了“我”記憶之中不可或缺的元素�；鹋韬秃婊\子是陜南人抵抗嚴寒的獨特方式，對于早起上學的農村孩子來說，他們在上學路上單手掄著火盆，不多久一條“火龍”就出現在眼前。
在書寫過程中，敘述者往往不加任何評論，只是冷靜地描寫著當地人的生活狀態。對于地區潛文化、隱文化的自覺書寫，正是作家文化“鄉愁”的一種體現，作家懷著對村莊的深深依戀和不舍，緬懷著正在消失或已經消失的故鄉，書寫著如今只存在于記憶中的故鄉。作家通過書寫“故鄉”建構起了一個獨屬于自己的文學世界和書寫版圖，如賈平凹的商州、莫言的高密東北鄉、遲子建的東北、王安憶的上海，這種地方書寫經由作家的個人經驗轉化為了中國經驗的一種言說方式。
鄉村裂變中的文化反思
文學，正是進入當今鄉村社會文化裂變現場的途徑之一。陜西作家身上一直以來都有一種文學使命感和歷史責任感，他們深刻洞察著社會現狀、深切關懷著社會前景，關注著生命的苦難與幸福、掙扎與追求。鄉村場域的變化，為鄉村敘事提供了新的書寫資源、拓展了新的書寫空間。劉萬里在《春天說來就來》中以敏銳的眼光、厚重的思想認知表達著他對磨子溝人事變化的冷靜觀察與理性思考。
小說中，在“我”的這一代人中，二哥二嫂因換親而結合，雖無愛情基礎，但已和睦生活多年。當二哥被冤枉牽扯進一樁命案時，二嫂拋下孩子改嫁外地，兩個孩子也因此只得輟學打工謀生計。多年后二哥洗白冤情，出獄得到大筆賠償，二嫂回來想要復婚，也因為這筆賠償，兩個兒子互相猜忌，不愿照管二哥。本來全家團聚的美好時刻，卻鬧得分崩離析，最終二哥在破敗的老屋里孤獨離世。“我”的三哥則是另一種情況。三哥年輕時就想逃離擁擠的家，當兵三年家信越來越少，即便是回到家鄉縣城工作，也與老家聯系很少。三嫂更是以城里人自居，二十多年沒有回過磨子溝。當安康修建水電站，磨子溝要拆遷安置賠款，三嫂打著房屋賠償款的主意才硬扯著三哥回了老家。親情變質的例子更多體現在二叔身上。新中國成立前二叔被強征當兵，多年音訊全無，二嬸獨自一人撫養孩子長大，苦等四十五年。當二叔突然來信回家，整個家庭內部便是一陣動蕩。二嬸自然欣喜不已，但兒女卻與二叔感情淡漠，唯一的聯系還是二叔帶回的貴金屬禮物，本能的血緣親近感在他們身上并無體現。
在對磨子溝的冷靜觀察中，作者以飽滿的情感、充滿人文關懷的眼光審視著這塊土地上發生的新變，用自然流暢的筆調書寫著自己對于社會的觀察與認知。一方面，作者以一種社會變革的歷史眼光將以磨子溝為主要描寫對象的陜南社會歷史變遷表現出來，呈現了中國鄉村變遷的復雜過程。另一方面，對社會文化的反思構成了小說的另一特征，價值觀念的失范與重新確立、歷史秩序的斷裂與重新接續都成為小說表達的潛在主題。對于變遷過程中人性的探討和拷問就是社會文化反思的具體表現之一，這種書寫抵達了社會文化裂變中的鄉土倫理與人性本質。
結語：
劉萬里從自己的個人體驗出發思考著這塊土地上普通人的苦樂與生死、書寫著陜南鄉村的發展與變化。任何一種文學書寫都無法脫離社會現實，鄉村生產方式的深刻變革影響著鄉村敘事的表達方式與內容，在新的歷史階段，鄉村敘事的語境與向度同樣發生著轉變。在鄉村社會文化裂變的過程之中，每個人都面臨著各自的“難題”。作家劉萬里正是從人文關懷的立場出發，一方面，通過宏大歷史背景下的日常敘事和帶有文化鄉愁特征的地域書寫忠實記錄著自己經歷過的、記憶中的鄉村生活；另一方面，他也關注到時代變遷過程中鄉村百姓外在的生存狀態與內在的心靈震蕩，真實記錄著裂變中的鄉村，冷靜表達著自己對于鄉村文化裂變的反思，拓展著鄉村敘事新的書寫空間。
（作者系陜西師范大學文學院中國現當代文學專業碩士研究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