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城市，怎么給我安全感？
新華社記者賈遠琨、周琳、王蔚
佛山、上海、哈爾濱，３天，３座傷城。
爆炸、踩踏、大火，３起事故，５９條生命……
城，越來越大。人，越來越多。功能，越來越復雜。隱患，越來越讓人憂心。
我的城市，怎么給我安全感？
知我者，謂我心憂
城市在膨脹，公共衛生、基礎設施、商品供應、社會穩定、疾病防控、通訊、環境……任何一方面出問題，都可能威脅到公共安全：公交工具變成“奪命的鐵盒子”、高層樓宇成為“高聳的火患”、老舊電梯變成“吃人的跳樓機”、公共管道成為“脆弱的生命線”，更不用說工廠里那些“會爆炸的粉末”。
上海美國問題研究所所長胡華認為，和國際同“體量”城市一樣，北上廣這樣的大型城市容易發生重大事故的場所有三類：一是公共交通工具、站點及換乘樞紐；二是標志性建筑及高層樓宇；三是加油站等易燃易爆點。
除了傳統的火車站、機場等人流量較大的交通樞紐，新的風險點是地鐵和郵輪。
上海地鐵目前日旅客輸送量超過９００萬人次，一些站點與商業設施相連，擁擠現象時常出現。而隨著郵輪不斷大型化，一艘郵輪的游客可超過２０００人，一旦出事，就是又一個“泰坦尼克”。
樓宇經濟也是國內大型城市發展的一個顯著特征。胡華說，目前個別大城市１５層以上的高層建筑已超過美國總和。而高層建筑的安全管理，包括消防、疏散等都有新要求，我們的經驗相對不足。
上海市反恐研究中心副主任顧定國指出，當前引發安全事故的因素也日趨多元。一次航班大面積延誤，一起生產事故都可能成為導火索。
探癥結，讓我心驚
深層次看，重事后輕事前、管理部門聯動少、社會參與弱、公共投入不足是癥結所在。
其一，事前輕排查。
記者發現，公共安全隱患的“不定時炸彈”就隱藏在我們身邊。火車站人流量巨大，大部分出入口卻常年緊鎖；商場，多個消防通道被柜臺擋住；道路邊，深達半米甚至一米的溝渠沒有任何警告……
“此前我曾到大連石化同類的企業調研，其油罐離居民區很近。而當我詢問這是否合規時，卻被反問，你有權利過問嗎？”華東師范大學中國現代城市研究中心主任寧越敏說，規范不是沒有，建筑和廠房在設計時達到甚至超過消防要求，但使用后卻“只開一扇門”。
其二，管理缺聯動。
上海社科院城市與人口發展研究所所長郁鴻勝認為，目前城市公共安全仍然是以分部門、分災種的條塊式管理模式為主，城市公共安全工作被人為分割。
但由于缺乏有機銜接，監管部門沒有真正實現人員、資源、信息等充分共享和統一調配，無法形成暢通的常態工作聯動機制。一些專業部門甚至各自為戰，互相扯皮，導致公共安全資源嚴重浪費。
其三，社會少參與。
寧越敏說，由于政府大包大攬在前，缺乏社會團體這一民眾與政府的中間層和緩沖器，一旦安全事故發生，民眾會慣性地將監管部門放在對立面，這對政府公信力將產生很大殺傷。事實上，社區志愿者和非政府組織是城市公共安全治理過程中不可或缺的力量。
其四，投入嫌不足。據介紹，發達國家安全投入一般較多，而我國安全投入不足，有些城市救災設施和裝備落后。
有網民評論，一些地方舍得花錢搞標志性工程，卻舍不得花錢買安全；企業主舍得花錢擴大生產，卻舍不得花錢保障職工健康和安全。
專家認為，公共安全管理不能再“只開一扇門”，而應形成精細化、多維度體系，形成聯動機制，吸納社會力量，將每一個隱患都作為“天大的小事”來排查。
我的城，給我心安
專家認為，城市安全管理的水平往往隨著新問題不斷出現而總結提升，在吸取事故教訓、借鑒國外經驗基礎上，防止同類事故發生至關重要。
首先，工作要細致周全。
上海社科院副教授李立凡認為，城市安全管理是個不斷細化和深入的工作，比如，在荷蘭就有針對女性特點建議女性不走高速快車道的特殊管理規范，我們的城市安全管理還是相對粗放。如老舊社區的消防設施、通道；學校、社區不安全因素的排摸等都需要把工作做在前面。
其次，管理要信息化控制。
對密集人流的管理，上海交通大學城市科學研究院院長劉士林認為，可利用信息技術劃定網格單元，當單元內單位人口密度超限時發出預警，并通過現代手段及時提示風險；在熱門的景點安裝人流探測器，利用歷史記錄控制流量，指揮中心隨時調度安保力量。
處置重大安全事故，需建立陸上、水上、空中的立體救援體系。專家認為，立體救援能力提升有賴于公共服務整體水平提高，功夫需下在平時，加強立體救援的基礎工作。
第三，在演練中培訓公眾。
專家告訴記者，不少公眾存在“和平麻痹”心理，盡管很多城市都有針對公共安全事件的應急預案和培訓安排，但有些預案的可操作性不強，即使有效的預案，也不能停留在紙面上，需在演練中磨合完善。
專家指出，此前我們多是災難推動型工作模式，先發生災難、造成傷亡后，才會開展針對性的安全教育。應該在教育、媒體傳播中加強安全教育宣傳，讓公眾事先了解可能遇到的危險，并學會有效的安全處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