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華社記者
１６日，習近平主席在２０１５減貧與發展高層論壇上再次強調，未來５年，我們將使中國現有標準下７０００多萬貧困人口全部脫貧。
這無疑是一塊難啃的“硬骨頭”。
同時，記者在調查中發現，經過多年脫貧攻堅，貧困地區的投資紅利、人口紅利、“開放”紅利等正逐步釋放；而中央及各級黨委政府正在以前所未有的力度推進的“精準扶貧”，還將進一步促進經濟增長。
各方人士認為，在當前經濟新常態和全面建成小康社會背景下，扶貧開發不僅不是一種“負擔”，反而有望成為中國經濟增長的下一個“風口”。
扶貧投資效應日益顯現 撬動內需拉動經濟增長
“蜀道難，難于上青天。”山大溝深、交通閉塞幾乎是所有貧困地區的共同特征，也是制約貧困群眾發家致富的“攔路虎”。自上世紀８０年代以來，我國持續改善貧困地區交通、水利等基礎設施，使偏遠山區在時空上發生巨變，致富通道隨之打開。
對于遵義市桐梓縣杉坪村村民樊邦貴來說，在家門口干工程一年收入六七萬元，原來是想都不敢想的事情。“以前在浙江、福建打工，一年到頭累死累活的，也只能勉強糊口。”
杉坪村地處婁山關腳下，山高谷深，絕大多數村民散居在高山上。長期以來，全村約有三分之一人口生活在貧困線以下。近年來，當地黨委、政府整合涉農項目２０余個，捆綁項目資金５０００多萬元，撬動社會資金１億多元投入基礎設施建設，在改善生產生活條件的同時，推動特色種植養殖。２０１４年，杉坪村民人均收入已突破萬元大關。
在很多邊遠貧困山區，持續投入基礎設施、產業發展的積累效應正在顯現。農民的“荷包”鼓起來后，改善性需求增加，進一步撬動了內需。
云南省大姚縣三臺鄉多年來扶持核桃產業發展。目前，全鄉核桃種植戶人均有核桃樹１９１棵，２０１４年農民人均核桃現金收入達１．１８萬元。全鄉９２個小組已經全部修通村組公路，有１８２４戶建了新房，有１０４戶農戶進城買房，農民購買小汽車２００余輛，有１９３０戶安裝太陽能，固定電話、移動電話實現全覆蓋。
中國國際扶貧中心副主任黃承偉分析，投入貧困地區的不僅是產業資金，更有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有效拉動了投資。從消費來講，隨著貧困人口收入增加和各項投入增多，社會保障體系日益完善，有助于提高貧困群眾消費能力。
經過多年扶貧，一些原先的貧困山區盤活了自己的獨特資源，反過來成為縣域經濟的重要支撐。
廣西天峨縣地處石漠化山區，近年來因地制宜推廣龍灘珍珠李、油桃等“特優質”“特早熟”“特晚熟”等水果。
“最初發展特色水果產業，是為幫助貧困群眾脫貧，如今種植規模越來越大，這一產業已成為全縣經濟增長的新亮點。”天峨縣縣長陸祥紅說。據統計，特色水果產業占全縣扣除水電產業外的ＧＤＰ比重，從２０１０年的３．４％上升至２０１４年的１２％，增長勢頭非常明顯。
貧困地區“三大紅利”持續釋放 后發先至催生“藍海產業”
記者在西南、西北部分集中連片特困地區感受到，人口紅利、改革紅利、開放紅利正轉化為這些地區經濟發展的內生動力。
——人口紅利。一些專家認為，我國最后的人口紅利就在貧困地區。近幾年來，東部地區推進產業結構轉型，傳統勞動力輸出大省四川、貴州、甘肅等地的勞動力回流趨勢明顯，這些“開闊了視野、增長了見識、鍛煉了能力”的勞動力返回中西部家鄉后，將進一步釋放出人口紅利。
“今年是企業用工最疲軟的一年，但我們在長三角的合作伙伴依然反映用工緊張。而貧困地區的人口紅利才開始釋放。”甘肅省天水市勞務協會會長、甘谷縣騰達職校校長張維林說，“如今，貧困人口不再是負擔而是人力資源，勞務輸轉有望發展為人力招商。”
職業教育的發展，也將提供更多人力資源紅利。貴州省銅仁市教育局副局長黃國剛說，經過中職教育的學生，出去找工作月薪一般都在３０００元以上，近年來已在很大程度上實現了“中職１人、技能１人、脫貧１家”。
——改革紅利。一些貧困山區充分利用國家的扶持政策進行試點，享受到了改革帶來的紅利。
江西省贛州市把多項用地政策與扶貧開發、新農村建設、土坯房改造、遷村騰地等結合起來，在推進新型城鎮化建設的同時，重點支持發展面大、帶動力強、扶貧效益明顯的產業，推動稀土深加工、臍橙、旅游、油茶加工等產業發展。
目前，贛州已成為全國最大的臍橙主產區，重點村“一村一品”產業格局初步形成，第二、三產業比重分別由４７．２％、３５．４％優化為４５．７％、３８．７％。
——開放紅利。對于一些封閉的貧困地區，“開放”給經濟帶來的活力更大，甚至還可能“彎道超車”、后發先至。
互聯網讓“萬山阻隔”變成了“近在咫尺”，成為貧困地區提高開放度、融入大市場的一次重要機遇。
如今在甘肅隴南，農產品電商早已成為潮流。當地“９０后”小伙康維起用了一年時間，把蘋果網店銷售額做到８７０萬元，而他的父親從１６歲起賣蘋果，到去年實體店蘋果外銷超１０００萬元，花了３０年。
一些貧困地區，還以更具前瞻性的眼光將“彎道取直”，培育“藍海產業”。
隨著貴廣高鐵、滬昆高鐵等交通干線開通，貴州今年底將實現“縣縣通高速”，從以前的“不沿邊、不沿江、不沿海”一下變為開放的前沿，催生了一系列開放的發展思路，比如率先發展新興的大數據產業。
貴陽市將服務外包產業作為發展大數據產業的一個重要方向，將建設一個具備２０萬坐席的呼叫服務中心，所需的人力完全可以就地解決。
“一些外向的新興產業不受地域限制，如互聯網＋、旅游、外包產業等，中西部地區發展的條件和空間甚至比東部地區更大，有望成為新的經濟增長點。”黃承偉說。
此外，很多貧困地區生態環境優良，綠色產業發展前景廣闊。這些地方在保護生態環境的基礎上大力開發旅游、生態有機產品、中草藥材等高附加值產業，可以與東部地區優勢互補、錯位發展，成為拉動經濟增長的新引擎。
展望２０２０：“精準扶貧”中的機遇與挑戰
記者從權威部門了解到，正在編制的“十三五”規劃將把扶貧開發放在重要位置，從頂層設計著手，謀劃了一整套制度保障，尤其強調發揮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政治優勢和制度優勢，充分調動各級黨委政府主動作為抓扶貧。
除地方政府外，規劃還擬對行業部門的扶貧責任做出明確要求，今后行業部門扶貧工作將不再是“可有可無”的“順手之舉”，而是有一系列制度體系予以監督保障。
２０２０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最后節點，以此倒推工期，我國只剩下５年多的時間來解決當前的貧困問題。“精準扶貧”已上升為國家戰略，一系列“超常規”舉措、政策“組合拳”，將為經濟增長帶來更多利好。
以中央財政專項扶貧資金為例，從２０１１年的２７２億元增長到２０１４年的４３３億元，年均增幅達１８．１％。今年中央財政預算安排扶貧資金又增長至４６７．４５億元。此外，交通、水利、國土、農業等行業部門也在貧困地區安排了大量項目。
可以預見，“十三五”期間投入到貧困地區的財政資金必將“只增不減”，并保持較高的增長速度。一個多月前，國務院扶貧辦與中國農業發展銀行在北京簽署《政策性金融扶貧合作協議》，雙方將在易地扶貧搬遷、光伏扶貧、旅游扶貧、貧困地區基礎設施建設領域展開合作。
我國已開始探索以金融資本撬動扶貧開發。國務院扶貧辦主任劉永富說：“我們現在一年的專項扶貧資金４００多億元，平均下來一個人只有幾百塊錢，靠這脫貧顯然不夠。要把這筆資金放大，撬動金融的錢。”
當前，扶貧難度的增加和經濟增長放緩是不容回避的客觀現實。“讓扶貧開發成為新的經濟增長點”也面臨著不少問題和挑戰。
——從貧困人口的數量看，貧困人口仍然較多。根據國家統計局的數據，截至２０１４年底，我國還有貧困人口７０１７萬人。按照國務院扶貧辦建檔立卡數據，貧困人口還有近９０００萬。
——從貧困人口的分布看，都是難啃的“硬骨頭”。經過多輪脫貧攻堅，目前的貧困人口大多分布在“角落里”——深山區、石山區、高寒山區、偏遠山區，無論采取何種扶貧方式，難度都比以往增加，不少地方面臨“保護生態”與“加快發展”的矛盾。
——從貧困群眾的訴求看，日益呈現多樣化。一方面，我國扶貧開發已經從“以解決溫飽為主要任務”的階段轉入“鞏固溫飽成果、加快脫貧致富、改善生態環境、提高發展能力、縮小發展差距的新階段”；另一方面，“與全國同步實現小康社會”的要求也增加了扶貧開發難度。
隨著扶貧工作進入沖刺期，單純依靠一個政策、一項舉措讓上百萬人脫貧已不現實，扶貧政策邊際效應不斷遞減。順應這一趨勢，針對不同致貧原因分類施策，產業扶貧、教育扶貧、健康扶貧、職業技能培訓、整村推進、易地搬遷、保障兜底等舉措將成為扶貧開發工作“主軸”。而這些舉措的實施，將形成巨大的規模效應，給中國經濟下一步發展帶來新的機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