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華社記者李亞紅、高皓亮、張樂
正如５３年前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認真提倡計劃生育的指示》一樣，剛剛閉幕的十八屆五中全會決定全面實施一對夫婦可生育兩個孩子政策，必將成為一個影響中國歷史的標志性事件。
人口是經濟社會的生命載體，不僅影響民族與國家的命運，也事關每個人的利益和未來。從獨生子女到單獨兩孩，再到全面放開兩孩，重大政策變化折射著社會演進歷程。
當前，超低生育率、嚴重老齡化、性別比失衡等深刻影響到經濟社會與國家整體的各個方面，人們期待全面兩孩政策在未來幾年內為中國發展注入新的生機與活力。
一代人的政策，到了調整的時候
記者近期在采訪時，衛生行政部門、人口學者都會提到１９８０年中共中央《關于控制我國人口增長問題致全體共產黨員、共青團員的公開信》，信中提倡一對夫婦只生育一個孩子。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很多人沒有留意，當時信中就有兩個預判：其一，“到三十年以后，目前特別緊張的人口增長問題就可以緩和，也就可以采取不同的人口政策了”；其二，“到四十年后，一些家庭可能會出現老人身邊缺人照顧的問題。這個問題許多國家都有，我們要注意想辦法解決。”
從那時算到今天，恰好３５年。
浙江省原計生委主任徐愛光說，調整生育政策不是生育政策的急轉彎，也不是新提出的，是原有生育政策的延續。
復旦大學人口與發展政策研究中心主任彭希哲說，當初提出獨生子女政策，目標是控制人口快速增長的勢頭，現在來看，當時的政策目標已經實現了。反過來，老齡化、失獨、勞動力短缺等獨生子女政策帶來的負面效應日漸累積。
我國從上世紀７０年代初全面推行計劃生育政策，１９８２年確立為基本國策。４０多年來，計劃生育讓我國人口過快增長的勢頭得到了有效控制，少生４億多人，緩解了對資源環境的壓力，也創造了較長一段人口紅利期。
這背后，是無數家庭的承擔。青海省海東市互助土族自治縣威遠鎮衛生院副院長劉淑娟，１９９２年就在丹麻鎮政府擔任計生干部。記者２６日采訪時看到，她辦公室擠滿了人，前來辦理準生證、生育服務證、流動人口婚育證。
“上世紀９０年代，青海農村還普遍存在多子多福的觀念，重男輕女嚴重，優生優育意識比較淡薄，按老一輩的話說‘每只羊嘴底下都有一把草’。”劉淑娟說，當時計生工作任務重，“１９９３年，凡是４９歲以下，已有兩個孩子的育齡婦女必須要結扎。”
她回憶，那時凌晨５點鄉長書記就吹哨子，計生工作人員帶著鄉鎮衛生院的醫生坐著手扶拖拉機進村，逐家逐戶做工作。
“獨生子女政策是一代人的政策，到了該調整的時刻。”北京大學人口研究所教授陸杰華說。
生育政策的調整和試點從未停止。我國采取的是漸進性的調整方式，這個軌跡是：從“雙獨允許生兩孩”，到“單獨兩孩”，再到全面放開兩孩。
以往的觀念是“越窮越生，越生越窮”。然而，上世紀８０年代中期，河北承德、甘肅酒泉、湖北恩施以及山西翼城等地的“一對夫婦可以生育兩個孩子”試點表明，生育觀念隨著經濟社會發展在發生轉變。
承德市雙灤區原計生局副局長宋金霞做了３０多年計劃生育工作，經歷了整個計生政策調整的時代。１９８０年全面推行獨生子女政策。“群眾反響強烈，政策反彈大。由于群眾生育意愿強烈，造成干群關系緊張。”
１９８５年，承德市在興隆縣車河鋪鄉搞了開放二胎試點，１９８６年在全市推廣。
“全面放開后，的確有一個小的升高波動，但很快就下降了。”承德市衛計委副主任孫瑞國說，當時的波動主要是有些等待二胎的存量釋放，還有些怕政策有變，但看到政策比較穩定，反倒不再搶生了。
受經濟發展水平、城市化進程、社會保障體系和婦女受教育水平等因素影響，試點地區生育觀念變化明顯。
從１９９１年開始，承德的出生率始終保持在１０‰左右。穩定較低的生育水平是多方面原因造成的，特別是教育改革、住房改革、醫療改革等方面的變化，使孩子的撫養成本加大，生活壓力變大，很多人不想再要第二個孩子。
承德市雙灤區下店子村村民王紀香和丈夫只生了一個男孩，她說：“我和丈夫分別有７個兄弟姐妹，過慣了窮日子，希望少生快富奔小康。城中村改造后，在資金補償和養老方面都有很好的補償，更加不擔心養老問題了。”
同村的雙女戶石峰艷說，自己不想再要孩子了，“一個不夠，兩個正好。”
多位人口學家認為，考慮到教育費用、養育成本不斷上漲等因素，全國普遍開放二胎，很可能和承德一樣，有那么兩年小的上升波動，但是很快就會平穩，不會產生生育堆積問題。
延續人口紅利，為中國經濟社會增添“活力”
十八屆五中全會公報，在“全面實施一對夫婦可生育兩個孩子政策”之后寫道：積極應對人口老齡化行動。
人口學家建議調整人口政策的重要依據之一是，我國人口紅利正在消失，希望通過調整政策延長人口紅利。人口紅利是指勞動年齡人口充裕，人口撫養負擔較低等，這種人口年齡結構對經濟增長的潛在貢獻。
“截至２０１４年底，北京市６０歲及以上戶籍老年人口３０１萬人，占總人口比重達２２．６％，老齡化程度高出全國７．１個百分點。”北京市衛生計生委副主任耿玉田說，北京市人口老齡化已進入快速發展階段，養老服務需求大量增加與供給不足矛盾日益突出。
多年的低生育率導致勞動年齡人口減少。浙江省衛計委副主任王國敬說，浙江人口老齡化加劇，勞動年齡人口快速下降。如果讓人口老齡化繼續下去，未來無力支撐經濟發展。
江西新華南集團（吉安）有限公司經理田松，做人力資源管理已有８年。他最直接的體會是，“年輕的工人越來越難招。”現在公司一線員工８００余人，且大多年齡為四五十歲。“企業用工成本上升，如今企業的員工平均工資為４０００元左右。相對８年前，用工成本至少翻了一番。”
不得已，這家公司如今布點更多偏向縣區一級，既有用工成本更低的考慮，更主要的則在于靠近縣區一級，有助于招到當地農村年紀較大的工人。
勞動年齡人口減少造成的招工難，已是大多企業面臨的共同難題。
從全國來看，國家衛生計生委專家委員會委員郭志剛認為，在２０１５年至２０３０年，進入替補的年輕勞動人口就是２０００年至２０１４年出生人口，其規模已經確定，且越來越少。２０３０年，我國勞動年齡人口將不足８．５億，考慮到教育延長，實際勞動力規模還要減少。
面對當前人口問題，所有的爭論皆聚焦到一個關鍵數據——總和生育率，即一個婦女一生中平均生育孩子的數量。當前，對我國總和生育率到底是多少雖然意見尚未統一，但公認的是，總和生育率低于人口世代更替水平２．１。如果高于這個水平人口會增加，低于這個水平人口會減少。
郭志剛說，調整人口政策只能使人口紅利消失的時間得到延緩，并不能徹底解決，未來我國老年人口規模迅猛增加的趨勢不可改變。
浙江大學人口發展研究所教授姚引妹說，現在推行“普二”人口政策，１６年之后勞動力人口數量將上升，雖然總體數量仍處于下降趨勢，但可以減緩下降速度。
江西省社科院產業經濟研究所所長吳鋒剛正在做一項關于人口紅利的調研，他認為，此前我國的人口紅利更準確應該稱為人口數量紅利，這一紅利的確正在減弱，然而，未來國家經濟發展需要的不再是數量紅利，而是人口素質紅利。
“和發達國家相比，當前我國勞動力人均受教育水平、創新意識培養、創業意識培養等方面還處在較低的水平。未來的經濟發展需要在勞動力素質方面下功夫。”吳鋒剛說，顯而易見的是，從計劃生育政策實施以前的傳宗接代為主，到如今優生優育，國人的生育理念發生巨大變化，全面兩孩的實施，有助于為中國經濟發展提供更高素質的人力資源。
北京市衛計委副主任耿玉田說，目前計劃生育處于一個轉型時期，以十八屆三中全會實行單獨兩孩為標志，生育政策進入一個調整、完善的新常態。最終的調整目標就是在控制人口數量的同時修正人口結構方面存在的問題，達到人口長期均衡發展。
全面兩孩，讓國人更安心地擁抱未來
２００９年，湖南懷化一對夫婦２０歲的獨女被一場疾病奪走生命，從此將這個家庭拖入痛苦的深淵。女兒走后，他們多次進行試管嬰兒，均未成功。
而青海的劉淑娟說：“上周五，和我一起工作多年的一個同事，孩子在西寧上大學，因突發車禍死亡，我們都很受觸動。威遠鎮的失獨家庭有８戶，其中農村３戶。”
已有大量“失獨”家庭的案例令人痛心。一旦子女死亡或罹患重大疾病，父母晚年的贍養就會失去著落，他們重要的人生希望也會頓時落空。
獨生子女家庭結構比較脆弱，已成為廣泛共識。而未富先老給社會帶來了沉重負擔，“空巢孤獨死”的案例并不少見，家庭養老功能弱化、社會保障壓力增大。
“威海２０１４年底老齡化達２４．９％，近幾年每年增加１．３個百分點，到２０１８年老齡化將達到２９％，每３個人中接近１個老人。”山東省威海市老齡委副主任修明首說。
許多“７０后”和８０年代前期出生的夫妻特別歡迎全面兩孩政策，他們一直為家庭未來可能面臨的巨大壓力擔憂：一方面，擔心自己今后的養老問題；另一方面擔心孩子——如果孩子再跟獨生子女結婚，雙方的老人同時生病，孩子怎么照顧得過來？
“大病多，意外多，一有不測就害了一家人。”劉淑娟告訴記者，她弟弟家有兩個孩子，其中一個因白血病于前年去世，對家庭打擊很大，現在，僅有的一個孩子成了全家人關注的焦點。
一些“７０后”夫妻表示，越接近可以生育的年齡的尾聲就越恐慌。北京、青海等地計生部門咨詢兩孩生育的夫婦很多，有的很擔心年齡大了精子質量下降，身體各項機能弱化，生出來孩子質量不高。
多位專家指出，人是社會的主體。我們發展經濟，進行生產活動，其出發點和落腳點都是人。
郭志剛認為，當務之急是要營造更加關心婦女、關心生育的社會環境和制度保障。以前的計劃生育之所以限制生育，現在放棄過嚴的限制，或者將來需要鼓勵生育，都是因為生育并不是純粹的個人和家庭行為，人口再生產是社會再生產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
“全面放開兩孩政策出臺后，作為基層計生工作者，我們首先要做的就是加大宣傳力度，增強政策知曉率，讓有生育兩孩意愿的每家每戶都能盡快享受政策滿足生育愿望。還要進一步普及優生優育意識，生健康的嬰兒，家庭幸福，更有利于社會。”劉淑娟說。（參與采寫記者：王大千、楊一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