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南“校長帶女生開房”案、河南一官員強奸11名幼女案以及浙江、甘肅、貴州等地發生的侵害女童案，使政法機關打擊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刻不容緩。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司法部24日聯合出臺《關于依法懲治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的意見》。這部指導政法機關辦案的意見將成為斬斷伸向兒童“魔爪”、保護未成年人權益的利器。
嚴懲性侵幼女堵塞是否“明知”漏洞
幼女身心、智力尚未發育成熟，自我防護意識和能力低，易受犯罪侵害，且一旦遭受性侵害，會給其一生幸福蒙上陰影。因此，對幼女的特殊保護是世界各國的基本共識。
根據我國刑法規定和司法實踐，奸淫不滿14周歲的幼女構成強奸罪，不要求采取強制手段實施。對于使用暴力、脅迫或者任何其他強制手段與不滿14周歲的幼女發生性關系的，無論是否“明知”被害人為幼女，毫無疑問，都要以強奸罪論處，從重處罰。
“但實踐中，有些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未使用暴力、脅迫或者其他強制手段與幼女發生性關系，而以各種理由辯解系與幼女正常交往，不明知被害人是幼女，給審查認定案件事實造成一定困難。”最高法院新聞發言人孫軍工說。
因此意見規定，知道或者應當知道對方是不滿14周歲的幼女，而實施奸淫等性侵害行為的，都應當認定行為人“明知”對方是幼女，予以定罪處罰。
嚴懲“校園性侵”教室內強奸處10年以上刑罰
今年以來，海南、安徽、河南等地相繼爆出多起教師性侵學生案件。針對頻繁發生的“校園性侵”等犯罪，意見明確規定，對幼女負有特殊職責的人員與幼女發生性關系的，應當以強奸罪論處。
最高人民法院刑事審判第一庭庭長周峰指出：“我國刑法對不滿14周歲的幼女確立了特殊保護原則。實踐中，已滿14周歲的未成年少女雖然比幼女的認知、判斷能力有所增強，但其身心發育尚未完全成熟，在日常生活、學習和物質條件方面對監護人、教師等負有特殊職責的人員，存在一定服從、依賴關系，容易在非自愿狀態下受到性侵害。”
意見明確規定，對已滿14周歲的未成年女性負有特殊職責的人員，利用其優勢地位或者被害人孤立無援的境地，迫使未成年被害人就范，而與其發生性關系的，以強奸罪定罪處罰。
對于一些人以金錢財物作誘餌或者作為交換，對幼女進行奸淫的行為，周峰強調，不能以是否給付幼女金錢財物作為區分嫖宿幼女罪與強奸罪的界限。“以金錢財物等方式引誘幼女與自己發生性關系的，知道或者應當知道幼女被他人強迫賣淫而仍與其發生性關系的，均以強奸罪論處。”周峰說。
實踐中，個別教師借職務之便，以輔導功課等名義，在教室內其他學生在場的情況下，利用課桌遮擋，對年幼學童進行猥褻，罪行令人發指。
意見考慮校園的“涉眾性”和“供多數人使用”的功能以及此類犯罪的嚴重社會危害性，明確規定，在校園或者游泳館、兒童游樂場等公共場所對未成年人實施強奸、猥褻犯罪，只要有其他多人在場，不論在場人員是否實際看到，均可以依照刑法相關規定，認定為在公共場所“當眾”猥褻、強奸，屬于加重處罰情節，構成猥褻犯罪的，處5年以上有期徒刑，構成強奸罪的，在10年以上有期徒刑幅度內處罰。
懲處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案例
奸淫幼女多人被判死緩【案情介紹】2012年4月，曾因盜竊罪、奸淫幼女罪、強奸罪三次入獄的被告人楊宗樑，將上學途中的11歲被害人張某某誘騙上其駕駛的貨車，然后以送張某某上學為由，將其騙至浙江海鹽縣沈蕩鎮某處實施奸淫。同年5月，楊宗樑在重慶市萬州區對上學途中的7歲被害人何某某謊稱其母親出了車禍，將何某某誘騙至萬州區某處實施奸淫。幾天后，楊宗樑又對上學途中的9歲被害人羅某某謊稱自己是小學教師，以讓其幫忙拿表冊為由，將羅某某誘騙至萬州區某處實施奸淫。
【法院點評】被告人楊宗樑奸淫不滿14周歲的幼女，其行為已構成強奸罪，應從重處罰。且曾因奸淫幼女罪和強奸罪分別被判處有期徒刑9年和8年，系累犯，刑滿釋放后不足半年即又實施奸淫幼女犯罪，主觀惡性深，人身危險性大，依法應當從重處罰。據此，法院認定被告人楊宗樑犯強奸罪，判處死刑，緩期兩年執行，剝奪政治權利終身。對被告人楊宗樑限制減刑。
云南幼女遭強奸案未獲民事賠償原因
最高人民法院刑一庭庭長周峰24日被問及云南官員強奸幼女案民事賠償相關問題時表示，“我們看過這個案件的判決，被害人及其親屬提起了附帶民事訴訟請求，但是未向法院提供相應的證據證明其所受經濟損失，所以一審未支持其相關的訴訟請求。”2013年8月24日晚，時任云南省大關縣機構編制委員會辦公室主任的郭玉馳見到一名幼女(2009年出生)在路邊玩耍，遂起奸淫之心，便將其抱至家中實施奸淫。9月24日，大關縣法院一審判處郭玉馳有期徒刑5年，不承擔民事賠償責任。
“重上加嚴”處罰國家工作人員性侵等七種情形
我國刑法規定，奸淫幼女，猥褻兒童的，從重處罰。“對于強奸已滿14周歲未成年少女的，法院在審判中一般也酌定從重處罰。”孫軍工介紹，意見從犯罪主體、地點、手段、對象、后果、行為人的一貫表現等方面，對從重處罰情節做了具體規定，體現依法嚴懲的刑事政策。
意見列舉的七種從重處罰情節主要是：對未成年人負有特殊職責的人員、與未成年人有共同家庭生活關系的人員、國家工作人員或者冒充國家工作人員，實施強奸、猥褻犯罪的；進入未成年人住所、學生集體宿舍實施強奸、猥褻犯罪的；采取暴力、脅迫、麻醉等強制手段實施奸淫幼女、猥褻兒童犯罪的；對不滿12周歲的兒童、農村留守兒童、嚴重殘疾或者精神智力發育遲滯的未成年人實施強奸、猥褻犯罪的；猥褻多名未成年人，或者多次實施強奸、猥褻犯罪的；造成未成年被害人輕傷、懷孕、感染性病等后果的；有強奸、猥褻犯罪前科劣跡的。
最高人民檢察院研究室副主任肖振猛指出，規定對未成年人負有監護、教育、訓練、救助、看護、醫療等特殊職責的人員實施強奸、猥褻未成年人犯罪的更要從嚴懲處，這從犯罪主體的特殊身份上體現了從重處罰的要求，對依法懲治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具有積極的意義。
從嚴控制緩刑可視情宣告“禁止令”
根據意見，對于強奸未成年人的成年犯罪分子判處刑罰時，一般不適用緩刑。對性侵害未成年人案件中宣告緩刑的犯罪分子，視情宣告禁止令，禁止其接觸未成年人。
“這既體現了對此類犯罪總體上依法嚴懲的指導思想，也有助于加強對性侵害犯罪分子的特殊預防。”孫軍工說。
周峰在回答記者提問時介紹，在國外早就有實施禁止令的制度，我國禁止令制度是在刑法修正案（八）施行以后開始實施的。在性侵害犯罪方面實施禁止令制度實際上也是剝奪再犯的機會和可能性，是從預防犯罪的角度考慮的。
根據意見，禁止令將禁止犯罪分子在緩刑考驗期內從事與未成年人有關的工作、活動，禁止其進入中小學校區、幼兒園園區及其他未成年人集中的場所。綜合新華社、中新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