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朱清平
本人戊寅出生，已屆耄耋，現在的身份是家住農村的小學退休教師。如果從自身的經歷來衡量，我是地地道道的農民。由于歷史的原因，余命運多舛，坎坷多磨。1959年中專畢業參加工作剛三年，時逢令人至今心有余悸的三年大饑荒。物資空前匱乏，糧食奇缺，食難果腹，面對如此嚴峻的形勢，國家必須果斷地采取應急措施，大刀闊斧地調整國民經濟，以糧為綱，大辦農業，同時，大量減少城鎮人口，以緩解供難應求的緊張狀況，于是乎，廠礦下馬，機關大裁員。截止1962年，全國共精簡職工2100多萬，筆者是其中之一。1962年5月，響應號召，回鄉務農。自此丟下筆桿握鋤把，面朝黃土背朝天，種地謀生為吃穿。當年農村吃“大鍋飯”，農民異常辛苦，起早貪黑，朝朝每日都得在田地里摸爬滾打。晴天一身汗，雨天一身泥，其勞苦難以言表，這一干就是十四年。
1976年，撥亂反正，順應民心，春風化雨，綠滿神州。這一年借助偶然的機遇，頂替原在村小代課的返城知青而走上講臺，代教7年，直到1983年才是持證在冊的民辦教師。代教、民師，在當年都是臨時工，謂之端“半邊碗”或“泥巴碗”的，其身份不倫不類，上了講臺是教師，出了本校門是農民。一身二任，種地教書，兩副重擔一肩挑，既要兢兢業業地完成和公辦教師同等的教學任務，又要種好一家人賴以生存的承包田地，在農村實行大包干以前，民辦教師在節假日都要參加集體勞動，否則，生產隊不記掛鉤工分。
當民師11年，直到1987年3月才獲準參加民師招轉考試，我年近半百，和范進先生年齡差不多，上級領導體恤我這個老民辦，高臺貴手，網開一面，沒有在年齡上“卡”，我才有幸“中舉”吃皇糧，金榜題名夢成真。
雖然身份轉換，時隔25年，又端上了鐵飯碗，但家里仍是農戶，承包有田地，我不能當甩手掌柜，非得助一臂之力。因此，課余節假日，沒有樂享游憩的福分，還得在田地里辛勤勞作。所以說我一生與泥土打交道，是名副其實的農民。對唐詩人李紳的《憫農》和朱伯廬的治家格言“一粥一飯，當思來之不易；半絲半縷，恒念物力維艱”有了深切的體驗和感悟。
身為農民，深知其疾苦，對改革開放以來中央惠農政策，使農村面貌發生了驚人的巨變，農家的日子越過越紅火，歡天喜地奔小康，撫今追昔，心潮澎湃，感慨萬千，沒齒不忘。
在農村大集體時，曾流行一句順口溜：上坡一窩蜂，干活磨洋工，屙屎兩點鐘。這種混天黑出工不出力的勞動態度，其工效低下就可想而知了，一個工日僅值兩三角錢，辛勞一年，收入少得可憐，不少戶到年終決算還“爬不出城”成了欠款戶，個別戶陳賬未了欠新賬，不得不“吃糧靠返銷，用錢靠貸款”。
大集體那種體制，曾提出包產到戶的大膽想法，但沒人敢冒違國策的風險。1978年12月，黨中央召開了十一屆三中全會，拉開了農村改革的序幕。小崗隊分田到戶大包干，是農村改革的奠基性改革，也是中國改革啟動式的偉大創舉，像中國第一顆原子彈在西北荒漠爆炸一樣，突然爆發出無盡威力的沖擊波，在一兩年的時間里，輻射全國的社社隊隊，極大地調動了廣大農民的積極性，神奇地盤活了農村經濟。
平利縣1980年春開展包干到戶試點，在此基礎上，出臺了相關的若干政策。1981年春全縣基本實行大包干責任制，自此，農民是“八仙過海，各顯神通”。
土地到戶的第一年，就立竿見影彰顯出神奇無比的功效：五谷豐登糧滿倉。除了應上繳的公購糧外，家中存糧是過去大集體所分口糧的四五倍，留足口糧賣余糧，人均純收入是過去的三四倍。我家的生活是芝麻開花節節高，一年更比一年好，成了當地小有名氣讓人羨慕的殷實人家。正如當年的一副春聯所敘：政策鋪出致富路，勤勞打開幸福門。
自古以來，農民種地要繳“皇糧國稅”，是天經地義。然而隨著時間的推移，農民的負擔不斷增加。黨中央國務院體察民情，順應民心，自2006年元旦起廢止延續了2600年的“皇糧國稅”，農民原來承擔的其他稅費也全部取消。我們的女媧故里以“生態美、城鄉美、產業美、風尚美、生活美”這“五美”為主要內容，全面建設美麗鄉村，提升群眾生活幸福指數，成為全省“美麗鄉村”。
隨著鄉村振興戰略的實施，為廣大干部提供了更加廣闊的舞臺，“第一書記”、青年才俊逐漸成為扎根基層的“新才子”，帶領鄉親們脫貧致富全面建設小康社會。未來的日子，農村人的生活、教育、醫療條件將和城里一個樣，娃娃就近能上好學校，老人村里能有好醫療，老百姓辦事講法治、講民主、講文明，同心協力建設美好家園，鄉村美麗小康的生活會越來越安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