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牛謙才
陜西人大都把紅薯稱為紅苕。
紅苕屬高產作物，但比較脆弱，容易霉變腐爛。它怕凍、怕潮濕、保管貯藏不慎，往往會遭受很大損失。所以，在收獲之后的四個多月時間，農民一日三餐大都以苕為主。民間流傳：“一天三頓不離苕，洋苕火苕大紅袍，上午改個頓，吃的紅苕棍，晚飯改個樣兒，吃的紅苕片。”
由于紅苕貯藏不易，國家收購公糧有小麥、稻谷、玉米、豌豆、黃豆、黑豆、綠豆、高粱等10種產品，紅苕不納入收購之列。
1955年，國家統購統銷開始制度化，實行糧食定產、定購、定銷“三定”政策。1957年，徹底關閉糧食市場，糧食產品包括紅苕在內，均不得進入自由集市貿易。城鎮糧食消費，對居民和職工按勞動差別、年齡大小和不同地區，分等核定，以人定量，憑證每月供應。體力勞動者每月定量成品糧17.5、22.5、24、25.5、26.5公斤不等；腦力勞動者15.5公斤，一般居民12.75公斤。
漢陰縣盛產紅苕，當時的生產隊農民完不成公購糧任務，紅苕又不能送交國庫，便采用一種變通手法，將紅苕晾曬成薯片，可適當延長貯存時間。薯片送交城鎮國有糧店供應出售，以此沖減農民公購糧任務。5斤紅苕約晾曬1斤薯片，折合1斤糧食。1957年，漢陰縣印制出不同面額的流通薯證，供市民使用。票面長9厘米、寬6厘米，分紅、黃、藍三種單色，邊框為蔓、苕圖案，印有漢陰縣糧食局公章。
1958年，全民大煉鋼鐵，城鄉壯勞力全部出動上山砍棒子柴，地里紅苕靠婦女、老人挖不過來，就動員城市居民到農村挖紅苕，折抵供應的成品糧，導致紅苕大都爛在地里。次年春荒，農民將曬干的爛紅苕磨成粉填充肚子，也有少部分供應居民食用。這種紅苕粉澀苦難咽，食用后拉不下大便。六十年代，一些偏遠農村沒有中學，進城上學的農村學生在校寄宿，給伙房交的紅苕、胡豆、豌豆各種雜糧都有，享受細糧的城鎮子弟與農民子弟同灶吃飯，亦沒有任何怨言。如此困難條件下，卻能互為理解，顧全大局，相安無事，至今令人感動難忘。
七十年代初，安康縣全面擴增紅苕面積，以解決農民溫飽。初衷是好的，可生產的紅苕過剩，糧店紅苕堆積如山，如不及時銷售，會很快爛掉。1972年初冬的一天，鼓樓街糧店突然貼出新的最高指示：毛主席說：“紅苕很好吃，我也很愛吃”。有圍觀者說，語錄上咋就沒有這一條呢？有智者巧解：陳毅元帥遭造反派揪斗，毛主席得知后說‘陳毅是個好同志’，語錄上不是也沒有嘛；還有，毛主席愛吃湖南的紅燒肉，語錄上也照樣沒有嘛，那毛主席說他愛吃紅苕不也就很有道理嗎？
那個年代，說來也怪，糧店的紅苕還真的不再積壓了。
八十年代初，國家開放糧食集市貿易。九十年代以后，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發展，農村集體土地承包到戶，對糧食實行多渠道經營。商城、超市糧食供應充足，品種齊全，人民群眾再也不為吃糧發愁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