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張思成
姚維榮
十八大以來，黨中央十分重視文化事業、文學創作的發展，給文化工作者以很大的鼓舞。回首過去幾年的安康文壇，收獲頗豐。幾十部各類文學作品相繼出版，召開的研討會、座談會、讀書會此起彼伏。
八十老翁胡元龍的《人生資本》《世象雜說》等五部文集相繼問世，氣魄不凡。吳大康先生一舉推出《新鬼》《遺忘之后》《當啞巴開口說話》《我只想抵達這樣的夜晚》四部詩歌專著，反響熱烈。和谷的《安康大水災》、柳慶康的《安康往事》兩部紀實作品在省內外都產生了不小的影響。張虹的《出口》、李春平的《鹽道》、余祖軍的《在路上》、梁玲的《逝去的蝴蝶胸針》等長中短篇小說先后問世，引起讀者的密切關注。眾多作者在《光明日報》《文學報》《陜西日報》等省內外報刊發表的單篇作品更是不可勝數。整個文壇熱鬧的氣象與全市經濟發展的成就相映成輝。
然而，冷靜閱讀思考后，我們還是覺得高興中不無遺憾。在紅火熱鬧中還是缺少有深度有震撼力有更大影響的扛鼎之作，也即 “有高原而無高峰”。其實，這是一個老話題，也是安康文學的老問題。2004年，我在《安康當代文學史》的總述中曾寫道：“安康當代文學在半個多世紀、主要是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的二十多年里，確實取得了過去幾千年間任何一個階段都沒有取得的成就，出現了過去從來沒有出現過的興旺景象。但是，如果橫向地與周邊地市同一階段的成就相比，我們卻不容樂觀。因為在我們這塊土地上還未能產生柳青、杜鵬程、王汶石、李若冰、路遙、陳忠實、賈平凹、葉廣芩等國內外有影響的大作家，也鮮有在省以上高檔次正規文學評獎中獲得較好名次，或像‘陜軍東征’那樣在大范圍里產生強烈反響的扛鼎之作……從宏觀上看，安康文學的總體藝術格調顯得秀麗纖巧有余，深沉厚重不足。”
又是十多年過去了，盡管我們出版、發表的作品超過了此前的二十多年；盡管曾德強的報告文學新作不斷，在省內外產生了較大的影響；盡管“海歸”李春平加盟安康文壇，并摘取了“柳青文學獎”的桂冠；盡管70后作家群中的李小洛、王曉云、余祖軍、李愛霞、李春芝、唐玉梅、溫潔、郭華麗、王春梅等已經顯示出不錯的業績與潛力，但總體上看，在更大的范圍里我們還是沒有從根本上改變“有高原而無高峰”的狀況。
根據對安康作者、安康文學的有限了解和認識，我想先從寫什么方面談一些粗淺的看法，以期拋磚引玉，引起文友們的興趣和關注，大家一起為安康文學“會診”，找出薄弱環節，以便在今后的創作中發起沖刺，揚長補短，使我們在總體繁榮興旺的同時，能有人登上秦嶺，跨過黃河，進入全國一流作家的行列。
一個愛好文學的人，提起筆來首先考慮的無疑就是“寫什么”，也就是選擇什么題材。初學寫作的人，基本上都是寫自己的親身經歷，或自己最熟悉、感受最深的某件事、某個人。但是一個人自身的所見所聞總是有限，寫作內容必然會逐步擴展到自己視線以外的生活內容。這就有一個題材選擇的問題。尤其是寫作量比較大的專業、半專業作者，這更是一個無法回避的問題。前蘇聯著名作家愛倫堡在《捍衛人的價值》中說過：“作家不能什么都寫，什么人物都寫。在選擇題材和人物方面，他都有所限。”魯迅也說過選材要嚴、開掘要深的話。回顧安康文壇，恰恰在這一點上存在著很大的遺憾與不足。
從中外文學發展的歷史來看，雖然“題材決定論”有片面性，但也不能不承認題材本身對文學作品價值的影響，尤其是在我們這個過分看重文學“載道”作用的國度更是這樣。對于絕大多數業余的、尚未成名的作者來說，題材的價值意義在某種程度上甚至決定著你能否在文壇站穩腳跟，能達到什么檔次，產生什么樣的影響力。當代文壇就很能說明這個問題。河南作家李凖由不出名的銀行職員、業余作者到在全國文壇產生影響，就得益于短篇小說《不能走那條路》敏銳地反映了上世紀五十年代初期如何防止貧困農民賣地、富裕農民買地這一社會問題。而剛由被打敗的“國軍”收編到解放軍部隊不久，在掃盲中學會識字、寫作的安康人崔八娃，則由于一篇黑板報上的習作《狗又咬起來了》非常適合當時的政治需要，遂被宣傳文化部門重視，指導修改后發表于《解放軍報》，成為聞名全軍、全國的戰士作家。文革結束后，陜西文壇第二代大腕賈平凹、陳忠實、路遙分別獲得第一二屆全國優秀短篇、中篇小說獎的《滿月兒》《信任》《驚心動魄的一幕》《人生》的成功，也都與其選材的獨特性有著密切的關系。
但是，安康作家在這個問題上，卻缺乏應有的眼光，沒有發現和重視本土的題材富礦，反而讓域外作者一次次抱走了我們的金娃娃。
安康地處秦頭楚尾，歷史錯綜復雜，有著豐富深厚的文學素材。遠的不說，近七十年發生的重大事件就不少。如安康解放既有牛蹄嶺血戰、又有地下黨與自衛團的秘密談判，最后促使自衛團和平起義，山城和平解放。這就是文戲武戲交織的好題材。新中國成立后，安康人民在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道路上，也走過了一段曲折、坎坷的歷程。“文革”武斗、1983年特大洪災曾幾度驚動中央。還有大災后的重建家園，改革開放后從城鎮建設、道路交通到群眾衣食住行的巨大變化等，都是含金量很高、頗具文學、史學價值的好素材。但遺憾的是，這些都沒有引起安康作家的充分重視，寫出有分量的作品。
尤其是1983年的安康特大洪災，迄今三十多年過去，安康作家除了偶有幾篇普通的散文、短篇小說外，未見有力度和深度的作品。倒是讓相鄰的達縣作者楊貴云借此火了一把。這位1981年才開始業余創作的工人作者，在安康大水災后，敏銳地意識到這一難得的文學素材。于是，自費來到安康調查、走訪，隨后相繼寫出中篇小說《漢江，記住這個夜晚》和《陜南的天，中國的天》，相繼在《長江文藝》《中篇小說選刊》發表，很是火了一把，不久后即加入中國作協。其實，這兩部中篇在文本上存在著很大的硬傷，可以說小說不像小說，紀實不像紀實。不熟悉安康具體情況的讀者為之叫好，而我們安康人看了會覺得“這寫的究竟是不是安康城市面貌，是不是7月31日發生的洪災？”另一個從寫安康水災中名利雙收的是西安作家和谷。他于1985年首次就水災來安康調查，搜集資料，完成了十余萬字的報告文學《安康城沉浮記》，隨后發表于《報告文學》雜志1987年第8期。2014年，他再次應安康市文廣局邀請，寫出長篇紀實《安康大水災》，2015年出版發行。
安康本土作者較詳細地正面寫這次大洪災的，一是陳唐斌的長篇小說《水欲》，二是胡洪彬的中篇紀實《水漫金州》。我很佩服這兩位業余作者的勇氣與魄力，這兩部作品也各有所長，但囿于時間精力和駕馭重大題材的能力，自然存在著難以避免的不足，實在令人惋惜。
安康文學要在總體上有大的突破和成就，必須重視對本土題材的挖掘。未來幾年，適逢新中國建立（也即安康解放）70周年，中國共產黨建立100周年，這些重大題材都是文學難得的富礦，深入挖掘，必然能有重要收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