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張婉
我的母親出生于1956年。
母親有兄弟姐妹8個，她排行老幺。母親的降生，使得這個本就貧窮的農村家庭日子更加捉襟見肘。
外公外婆都是老實巴交的農民，舅舅阿姨稍微長大一點，便都迫不及待地扛上鋤頭向黃土地討吃食。在當時，喂飽肚子是全家人的理想，上學則是一家子想都不敢想的奢望。
在母親13歲的時候，不甘于向命運低頭的她，倔強地以絕食為代價贏得最終勝利，如愿以償地上了學，成為一大家子里面唯一的一個讀書人。
學習機會來之不易，沒有多余的筆和本子，母親就用一種黃色頁巖，當地叫黃泡石在青石板上列算式默古詩，交不起學雜費，母親就到田里挖芋頭賣。因為刻苦，每學期班里各門功課第一的總是母親。然而文化大革命波及到中國的每個角落，連大山旮旯里的這所村級小學終究也是停課了，母親的學業從此斷斷續續。1977年恢復高考后，作為知青的母親再次捧起書本參加高考，以0.5分之差與西安航空工業學院失之交臂。
沒有考上大學的母親為生活所迫，在家鄉中學當了一名代理教師。但她一直沒有放棄通過努力改變命運的理想，1988年，已經32歲的母親得到機會并如愿考上了安康師范學校民師班。聽母親講，拿到通知書后，她做了很大的思想斗爭，最終還是狠下心把不滿2歲的我寄養在親戚家，毅然決然地踏上了求學路。
母親常常以她成長的經歷教育我：跌倒了怕什么，失敗了怕什么，爬起來，拍拍土重新來過。對于一個人來說，摔打正是磨練。像她這樣出身草根的人，只有靠努力靠奮斗靠爭取，才有可能得到命運之神的眷顧。而母親也終于做到了。
學成歸來，母親在家鄉當了正式老師，終于改寫了自己和一雙兒女的命運。此后，我隨著父母在校園中長大。每天天蒙蒙亮，打著火把走了幾十里山路趕來求學的孩子便打破了校園的寧靜。作為教師的母親，此時已夾著書本走進教室，在孩子們求知若渴的目光中開始了一天的工作，朗朗書聲成為小山村最動聽的聲音。
老師的孩子總是被特殊照顧的，一下課，憨厚樸實的學生們就從教室里雀躍著飛出來，爭先從兜里掏出應季的零嘴兒，要么是一個生紅薯，要么是兩個黃橘子，要么一把葵花籽樂呵呵地塞給我，拉著我一起跳格子、捉迷藏、打沙包……
每當看見學生們給我塞東西吃，母親總是趕緊從家里拿出我和哥哥的零食回送給學生們，或者招呼他們來我家吃飯。母親常常跟我講，這些學生都很苦，他們拿的紅薯，也許就要管一天的飽呢。
母親是苦孩子出身，看見學生因為交不起學雜費而輟學，蹲在學校伙房外吃苞米飯配干腌菜，心里就格外難受，她微薄的薪水，一部分便是用來盡可能的幫助到這些孩子，但力量畢竟是微小的。
母親說，她那時候的夢想，就是希望有一天，不再有學生因為交不起學雜費而輟學，不再有學生因為沒飯吃而面黃肌瘦，不再有學生因為沒衣穿而在大冬天凍破臉蛋……母親的夢想，也是那個時代的夢想，是新中國成立70年來幾代人接力奮斗的夢想。但當時，那是怎樣的一種奢望，如同仰望繁星的夜空，像摘取星星一樣遙不可及！
六十三年，彈指一揮間，母親從呱呱墜地的嬰兒變成了頭發花白的老人。作為時代的見證者和親歷者，母親這一代人，經歷了太多的磨難和曲折。縱觀歷史，時代巨輪的每一次前進，都必然伴隨著陣痛和阻力，母親這代人所經歷的，也正是新中國的蛻變與新生。從憑票證購買商品到自選超市，從算工分吃大鍋飯到越來越豐盛的菜籃子果盤子，從低矮潮濕的泥瓦房到一座座鱗次櫛比的高樓，從小崗破冰到深圳興濤，從浦東逐浪到雄安揚帆......有太多太多數據對比、太多太多故事見證、太多太多社會和生活巨變，記錄著新中國從站起來到富起來到強起來的偉大飛躍。
作為在三尺講臺奉獻了一生的教育工作者，更令母親感到欣慰的是，經過中央和各地方政府多年努力，我國已于2008年全面實現了免費九年義務教育。次年，陜西省開始實施蛋奶工程，家鄉紫陽縣義務教育階段學生現在已經全部吃上了免費的營養早餐或午餐。
現在的學生，再也不用愁吃愁穿愁學費，再也不用三更起床四更做飯五更打著火把去上學，他們坐在寬敞明亮的教室里，在現代化的教學手段幫助下快速全面地學習知識，住在配備有空調的標準化學生宿舍，吃著學校統一伙食做的衛生經濟的飯菜。
去年，我的孩子也上了一年級，牽著他肉乎乎的小手去市一小報名，校園是那么寬敞，教室是那么明亮，老師是那么和藹。每天放學后，孩子都興奮地跟我講著校園的見聞，每個周末，我都會載著胖嘟嘟的他興致勃勃地去書法、英語、籃球各個興趣班打卡，去書吧靜靜享受書香里的親子時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