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王健春
我有個紅寶箱，不是說箱子紅色，而是指里面珍藏的寶物都是紅色記憶。
上世紀七十年代，我六七歲，小孩子不知生活艱辛，天天盼過年，過年有新衣服穿呀，那時，大人小孩兒服飾一律統一顏色，不是紅軍灰，就是解放綠，再就是一身海軍藍或者藍綠搭配，可每次新衣到手總讓人沮喪，衣服大得必須卷好幾層袖筒和褲腿。明明照著身子量的怎么就做大了呢？開始老責怪縫紉店師傅，后來搞清了，是母親硬要人家做大一個號，說孩子家正長身體，穿大點利于成長，結果我們沒一年穿到合身衣服，直到衣服洗得縮水褪色打補丁了才合身。
《閃閃的紅星》電影放映后，少年英雄潘冬子成了我們的偶像，媽媽破天荒主動給我和哥哥一人買了頂紅軍帽。有了紅軍帽得有五角星和紅領章啊！這難不倒我們，媽媽從縫紉店討來紅布頭給我們剪了五角星和紅領章縫上去，我和哥哥找來木棍木板自己削了紅纓槍，槍的銀白色面用撿來的高級煙紙一裹粘緊，閃閃發光，寒氣逼人，紅纓須則是把麻線用紅墨水染紅晾干再纏上去。
后來又流行八路軍和新四軍帽，媽媽說什么也不給我們買了，說“紅軍比八路軍、新四軍都早，戴紅軍帽更革命、更神氣。”再后來還流行雷鋒棉帽，這回爸爸發話了，“陜南氣溫高，小孩子火氣大，不宜戴棉帽。你們是革命的接班人，應該在大風大浪里成長。”得！冠冕堂皇的理由，拮據窘迫的條件，一頂紅軍帽我們戴了好幾年，直到實在捏不出八個角也套不進見長的大腦袋，才“光榮退休”。
那時男孩子玩的游戲都與戰爭有關，不是抓特務就是打仗。人分兩撥，學習好、長得帥的當紅軍，尖嘴猴腮、賊眉鼠眼、個子小的是“白狗子”。每次游戲開始前，為當紅軍常常爭得臉紅脖子粗，需要花費很長時間，有時規則還沒講好，“戰爭”就開始了，輸的一方只好垂頭喪氣灰溜溜鉆進“白狗子”窩。我那時雖然瘦小，但紅軍帽起了大作用，每次都自然劃在紅軍陣營。所謂抓特務其實就是捉迷藏、老鷹逮小雞之類的，有時也設置大本營、根據地，叫“紅區或蘇維埃”，進了這個區域安全無憂。打仗就是斗雞撞拐、摔跤群毆、擠矮子、拼刺刀、攻山頭等等，當紅軍的即使鼻青臉腫了，一般也不哭不鬧，常常是“白狗子”陣營有不爭氣的鬼哭狼嚎、叫爹喊娘，引起伙伴們的鄙視和哄笑。
我們也搞閱兵式，紅軍方陣邊正步走邊唱《三大紀律八項注意》，“白狗子”隊伍則松松垮垮、吊兒郎當、縮頭縮腦，再加上我們配的鬼子進村音樂，煞是搞笑。伙伴們慶祝勝利，則是齊唱《中國人民解放軍軍歌》，“向前向前向前，我們的隊伍向太陽……”嘹亮有力的歌聲常常響徹整個山坡、草地和操場。我們還經常開展慰問縣中隊解放軍叔叔活動呢，“紅軍首長”一聲令下，伙伴們全副武裝，搜出平日省下的零花錢湊份子，你捧一束山野花，他提一網兜紅蘋果，我抱一個大西瓜，就浩浩蕩蕩走進軍營。甭管唱的跳的好不好，反正我們是虔誠認真的。
那時，多么想有一枚自己的真正的紅五星啊，象潘冬子一樣，高興了瞅瞅，想親人了摸摸。得到真正的五角星，是在兩年以后了，緣于我家緊鄰體育場，放學后天天溜進鐵桿門內看民兵訓練，模仿正步走、匍匐前進和刺殺動作，有時也幫看管衣物、送茶水。我的著迷感動了一位好心的武裝部叔叔，一天，他從黃書包掏出一枚五角星，珍重地放到我的手心，我如獲至寶，欣喜若狂，學著電影里的英雄壯舉，振臂高呼“毛主席萬歲！”“共產黨萬歲！”愣得武裝部叔叔一把摟過我，銅墻鐵壁般的臉龐緊貼我的嫩臉蛋，胡子茬扎得生疼。這可是我夢寐以求的夢想，哪里舍得別在日漸見小洗得發白的紅軍帽上,照著潘冬子的做法，找來平日舍不得用的手絹，里三層外三層的包裹嚴實，無論走到哪里都隨身揣著，時不時小心地打開，在伙伴兒面前顯擺炫耀，畢了趕緊裹上，生怕磕碰、弄臟，有時夜晚也拿出來，看能不能像電影里那樣光芒四射，不見發光就用手電照，對著燈泡瞧，自己安慰自己，硬將反光說成發光。“紅星閃閃放光彩，紅星燦燦暖胸懷，紅星是咱工農的心，黨的光輝照萬代……”則長掛嘴邊，上學的路上哼唱，睡覺前也默唱。記憶最為猶新也最有趣兒的是，它還曾擔當了我的傳情信物：追妻子戀愛時，嘴笨不會表達，兩人在操場轉了一圈又一圈，就是說不出那最關鍵的三個字，靈機一動，掏出五角星塞給她，然后逃掉。后來，我倆步入婚姻殿堂，再后來，物歸原主——她將代表我心的五角星也存入到我的紅寶箱。
小小紅寶箱，里面還有我的紅領巾、團徽、黨徽、獎狀、獎章、榮譽證書等等，承載我太多的摯愛和記憶，它們伴隨我半個世紀，我們風雨同舟，一起分享成功喜悅，共同承擔失敗沮喪，它那時代精神，激發我不斷戰勝困難，勇攀高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