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戴承元
“天下第一等好事還是讀書”。這是千百年來國人對讀書重要性最簡要的概括。歷代前賢更有精辟的論述，此摘錄幾條以醒眼目。孔子說：“小子何莫學夫《詩》？《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多識于鳥獸草木之名。”孔子訓導學生要讀《詩經》，《詩經》在激發情志，輔弼事功方面具有重要意義。這是孔子對《詩經》的認識，也從一個層面論述了讀書的重要性。漢代劉向認為“書猶藥也，善讀之可以醫愚。”劉向認為讀書是啟迪智慧的鑰匙。宋代歐陽修說：“立身以立學為先，立學以讀書為本。”南宋朱熹亦說：“為學之道，莫先于窮理；窮理之要，必先于讀書。”歐陽公、朱子認為不讀書就無從談做學問。清代康熙帝在訓誡子孫時說：“字乃天地間之至寶，大而傳古圣欲傳之心法，小而記人心難記之瑣事。能令古人今人隔千百年覿面共語；能使天下士隔千萬里攜手談心；成人功名，佐人事業，開人識見，為人憑據，不思而得，不言而喻，豈非天地間至寶與？”書籍之寶貴，讀書之重要，康熙帝說得很精細。晚清曾國藩說得更深刻：“人之氣質，由于天生，本難改變，惟讀書則可變化氣質。”
樂黛云先生說：“生命應該燃燒起火焰，而不只是冒煙。”在我看來，減少煙塵，助燃生命火焰的最有效途徑還是讀書。
人們總喜歡說“讀書改變命運”，這種說法我卻不大贊同，因為這里面有“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的氣息，好像不讀書或讀書少的人命運注定悲慘，生命必然下賤似的。在我看來，讀書就是一種生活方式。這里有兩層意思，第一層意思是讀書可以開啟新的生活方式。農民因讀書而成了農技專家，工人因讀書而成了工匠，學生因讀書而成了官員、專家、科學家；本無某一方面的興趣，因讀書而有了興趣，愛上了某一行，而取得了成就；抑或本有惡習，因讀書而自我教育，去除了惡習而提高了生活品位等。第二層意思是讀書本就是生活的組成部分。宋代的黃庭堅說：“一日不讀書，塵生其中；兩日不讀書，言語乏味；三日不讀書，面目可憎。”雖說得有點夸張，但思路是清晰的，可信的。當今時代，讀書不是書生的專利，而是要求全民閱讀，讀書是生活日常。總能聽到這樣一句話，“工作太忙了，哪有時間讀書”。這話初聽沒什么毛病，細思卻有問題。這是把工作和讀書割裂了，工作是工作，讀書是讀書，工作和讀書似乎沒什么關聯。試想一個只知工作（干活）而不讀書的人，他的工作成效會怎樣呢？指望他創造性地工作，那種可能性太小了。比如，一個教師，只知課堂教學而不讀書或者很少讀書，他的課堂質地能高嗎？學生的創新性思維能培養出來嗎？答案是不言而喻的。讀書是我們的日常生活，它支撐我們創造性地工作。康熙帝說：“故朕理天下事五十余年，無甚差忒者，亦看書之益也。”書不要只放在書柜里，它可以置于案頭、床頭、沙發頭、茶幾上、旅行袋里，下載至手機、電腦里，隨時可讀，而且還能時時提醒我們，書是用來讀的。滿眼是書，豈有不讀之理？走出校門，工作之中，讀書的時間是碎片化的，不要設想哪段時間我正襟危坐，閉門讀書，那幾乎不可能。可行有效的方式是有一日時間讀一日書，有一小時時間讀一小時書，有十分鐘時間讀十分鐘書，室內室外，居家旅行皆可讀。日積月累，歲歲年年，積水成淵，積土成山，讀書的時長和數量會是相當驚人的。
書生的生活方式就是“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
書生要立志成為一個博學之人。只有博學，才能博識；只有博學，才能融會貫通；只有博學，才能明辨世事。井底之蛙，一片聒噪，聲音很高，但無真知。比如看到現實生活中某些價值不對等的現象，就說“讀書無用”。比如看到儒家思想的某些糟粕，就認為儒家思想一無是處。比如同一詞牌往往有數個乃至十余個變體，你只讀過一種格式，發現別人填的詞與你所讀的不一致，就說別人錯了。這就是讀書不博而又自以為是鬧的笑話。要做博學之人，必須廣泛閱讀，有關生命健康的書要讀，有關衣食住行的書要讀，有關自然規律的書要讀，有關人文社會科學的書要讀，這里所說的書是通識性的書，目的是讓人知道，我從何處來，要到何處去，現在生存狀態如何？——做一個明白人。博學固然好，但人生有涯，書籍卻如汗牛充棟，有限的一生是無法窮盡的。那就需要選擇，你的情趣，你的專攻，你的職業，你的閱歷等等就是你選書的標準。另外，你一看即懂的書就不要再讀了，因為它對你無所幫助，消耗光陰而已。你要選讀的書是那些要通過咀嚼消化才能懂的書，這樣的書才能讓你廣才增識。讀傳世經典，往往似懂非懂，甚至深奧難懂，這就需要你耐住性子，一遍一遍地讀，每次懂一點，積累起來最后就真懂了。古人云“書讀百遍，其義自見”就是這個意思。前人講“開卷有益”，這話不完全正確。圖書市場歷來魚龍混雜，今天尤其嚴重，一些人對天地人生本無甚識見，為了現實功利或附庸風雅，也舞文弄墨起來，這類文章，這類著述大多是淺見、偏見甚至是謬論，是沒必要讀的。讀書要解決好博與專的關系，精讀與瀏覽要區別對待。
能參透天地人，千百年正確，放之四海正確的書是很少的，甚至是沒有的。書是人寫的，人生活在一定的時代里，一定的空間內，其認識不可避免地有局限性。孔孟主張仁政，商鞅、韓非主張法治，后來，仁政、法治成為治國理論的重要組成部分。但僅以仁治天下或僅以法治天下，能迎來理想盛世嗎？事實證明不能。所以要“審問之”。孟子早就發出了“盡信《書》，則不如無《書》”之論。孟子認為《尚書·武成》記載周武王伐紂的牧野之戰，血流漂杵是不可信的。周武王是仁義之師，商紂王暴虐，其軍隊紛紛倒戈，牧野之戰怎么會殺得天昏地暗，血流成河，把舂米杵都漂起來呢？孟子以仁心“審問”這段文字，認為它不真實，然而以我們今天的眼光看，孟子的認識也未必正確。推翻前朝，武力奪取政權，絕不會和風細雨，流血是必然的。孟子夸大了仁的力量。善讀書的人，往往有質疑意識，批判精神。
語言很難完整準確地表達人的思想情感，再從語言轉化為文字，其意味難保不變；后世人根據時代的需要，基于時代的認識，解析前人的著作，其意味會再變，甚至面目全非。比如《尚書·虞書》“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這里描述的是一群原始人扮演成各類動物，隨著音樂起舞的場景。文字表達時卻將扮演動物的人寫成了“百獸”，后世儒生神化圣人，夸大德政的力量，將這句話解釋成圣人臨朝，各種野獸都溫和了，沒有了獸性，隨著音樂跳起舞來。所以讀書要“慎思之”。要努力地回到著作所產生的時代，和作者對話，想見作者的音容、歡笑與眼淚。比如今天的初中生讀《論語》“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老師解釋說，學習并時常復習，不是很快樂嗎？初中生很疑惑，不是說“學海無涯苦作舟”嗎，讀書學習算不得快樂的事呀。孔子生活的時代，生產力低下，普通百姓連生存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況且貴賤等級分明，下層民眾很難有機會讀書學習。孔子主張有教無類，開門授徒。所以他對弟子感嘆：“孩子們，你們獲得了讀書學習的機會是多么不容易呀，你們學習知識并通過習得變成自己的見識，最終形成能力，這是多么快樂的事啊！”這樣貫通理解，學習并習得當然是那個時代的子弟非常快樂的事。又如孔子說：“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今天一般解釋為朋友遠道而來，是一件快樂的事，我想孔子的快樂度不會這樣低吧。孔子那個時代有游學的風尚，志同道合的人從遠方來切磋學問，探討天人大道，孔子認為那是無比快樂的事。因為孔子一生都在探尋大道，他說：“朝聞道，夕死可矣。”這里關鍵是對“朋”的理解，不能簡單地理解為我們今天所說的朋友，而要理解為志同道合的人，是有道之人。有道之人遠道而來，自然不是為游樂，而是為了游學。善讀書的人，往往是善于思考的人，學與思結合至關重要。
讀書還需要辨別。古人也寫錯別字，形似字在傳抄、刻板時容易出錯，今天用拼音打字更容易出現別字，辨誤糾錯是科學的態度，迷信書本而將錯就錯，這是書呆子的做派。比如康熙帝《庭訓格言》：“能令古人今人隔千百年覿面共語；能使天下士隔千萬里攜手談心。”古人作文遣詞往往兩兩相對，這里的“攜手”與上一句“覿面”就是兩兩相對的。可有人將“覿面”抄寫成了“觀而”，這就是不知辨別、不加思考造成的。我們在校注漢陰《沈氏家訓》時，原抄寫本第十三則“祭先必致其豐潔，置業毋容以勒指”。“勒指”是講不通的，也沒有這個詞，這里可能出現了傳抄錯誤，因為“指”與“掯”字形相似，讀為“勒掯”意義馬上就通了，是強迫、刁難的意思。古人作文，文末記錄寫作時間，時X年X月，習慣性地用“時”的異體字“旹”，你不能誤讀為“耑”或“旨”。刻板印刷時，后一個字重復前一個字，常將后一個字寫成“匕”，如“君匕臣匕”，你要明白這就是“君君臣臣”，而不能讀為“君匕臣匕”。古人習慣在表字后面加上一個“甫”或“氏”，你就要明白“甫”或“氏”前面的字即是此人的表字。書法作品改變字的結構，多一筆少一筆屬正常現象。比如承德避暑山莊的“避”字，康熙帝就多寫了一橫，今人硬是說康熙帝寫了錯字或者是編出許多故事來圓。最麻煩的是古代的文字避諱現象，這需讀專著才能解決。讀書勘誤辨偽是專門的學問，也是讀書的智慧。
讀書最重要的還是“篤行”，將閱讀與實踐結合起來，在實踐中檢驗書本知識，創造新知識，形成人生智慧，你就是一個善于讀書的人；否則，書還是書，你還是你，那就是讀死書，死讀書，書呆子，迂腐。讀書貴在融會貫通，觸類旁通，舉一反三，讓書活起來，人也活起來。
生活的方式是多姿多彩的，讀書的“姿態”也是變化不同的。清初的張潮說：“讀經宜冬，其神專也；讀史宜夏，其時久也；讀諸子宜秋，其致別也；讀諸集宜春，其機暢也。”明末清初的金圣嘆說：“少不看《水滸》，老不看《三國》。”雖然我們不能拘泥地對待上述論調，但其論理還是正確的。四時輪回，年輪增長，人事變遷會影響讀書的心理，在一定的時空，一定的環境，一定的年齡段選擇什么書來讀是有講究的。總體而言，以合宜為原則。書的體類繁多，不同的體類有不同的讀法。比如，讀經要尋求微言大義，但不能以讀經的方法去讀小說，在“假語村言”里尋求微言大義，就成了“索隱派”了。史書記人記事貴在真實，演義小說依據史實敘事，允許虛構。你不能把《三國演義》里的人物等同于三國時期的歷史人物；同理，你也不能用《三國志》里記的人物、事件去要求《三國演義》的人物和事件一一相符。董仲舒說：“詩無達詁，文無達詮。”對詩文的理解不要求答案唯一，保持詩文情感色彩的多姿多彩，正是文學作品的魅力之所在。對詩文也不可過度闡釋，漫無邊際地解讀，則失去了文本的意義。比如唐代韋應物的《滁州西澗》：“獨憐幽草澗邊生，上有黃鸝深樹鳴。春潮帶雨晚來急，野渡無人舟自橫。”這是一首很有意趣的山水詩，詩人此時或許有失落之感，但你把這首詩解釋成賢能在野，小人在朝，朝局危亂就不合適了，也沒了意趣。保持讀書“姿態”的多樣性，你的生命也會豐富多彩！
最后用《浮士德》里的一句話結束此短文：“親愛的朋友，一切理論都是灰色的，唯生命之樹常青”。
作者簡介：戴承元，男，陜西紫陽人，曾任安康學院文學與傳媒學院院長、發展規劃處處長、陜南民間文化研究中心主任，現退居二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