譚 西
歷史總免不了產生一系列典故，可典故終究代替不了歷史。一個是菜，一個是調味品，兩者之間有著根本的區別。就像正史和野史一樣，中間似乎還存在一個階級之分，一個是屬于上流社會的陽春白雪，一個是隱身坊間的下里巴人。歷史本身的多面性與不確定性，使關注歷史的人也變得恍惚起來。難怪蘇州大學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導師王堯在《文獻中的記憶》一文的開頭，直截了當地提出了自己的困惑，不同年代出生的人，對歷史的認識，為什么會存在著這么大的差距？
歷史發生的時候，都是活生生的，甚至鮮血淋漓。穿越過那段歷史的人，不管時光如何流逝，始終都能感受得到那種久遠的氣氛，或明朗，或陰郁。但是，歷史總是朝前走的，隔膜也因此而產生，即便有人再三告誡“忘記過去意味著背叛”，也無法使下一個時代的人對逝去的歷史保持恒久的記憶與感悟。一個時代有一個時代的思想，一個時代有一個時代的語境，老一代知識分子，總是對當下的新青年感到痛心疾首。王堯正是中間的一代人，在知識分子群體中，處在“上有老下有小”的尷尬境地，老一輩知識分子理解不了他們，他們也同樣無法理解更年輕一代知識新貴的“與時俱進”。
所以王堯說：“也許我們這批人（上世紀60年代）是在撥亂反正的年代里成長起來的，思想發育的歷程總是和對歷史的批判、質疑聯系在一起。比我們年輕一代的他們，成長的語境似乎不像我們有那么大的反差。……而我的老師輩如同我輩看年輕一代，也覺得我們這一輩人對歷史的理解和他們又有太多的不同。代溝無疑是有的，但代溝的存在能否解釋為理解歷史差異的理由？也許，最關鍵的問題是，我們都面臨著重建歷史記憶的問題。”
歷史是一次性的，雖然總會有驚人的相似，記憶也可以逐漸淡化，如何讓今天的人記住昨天的事，確實是一個令人頭疼的問題。更重要的是，如何讓以后的人記住人類歷史走過的每一個腳印，記住每一次榮耀，每一次屈辱，記住所有的成敗與得失，這恐怕不是僅僅重建歷史記憶就能解決的問題。
紙上的歷史，帶有太多政治的色彩。政治需要含蓄，歷史也因此變得模糊不清。在這種時候，紙上的歷史可能只是為了滿足一部分人的需要，而并非真實地記錄下了事件的真相。坊間流傳，是歷史的另一種記錄方式。但既然是坊間，必然存在不完整性，不夠高瞻遠矚，不夠高屋建瓴，這樣的歷史，雖然足以代代相傳，但留給后來人的，仍是一個模棱兩可的符號。
王堯推崇鄧拓、吳晗、廖沫沙以及他們的《三家村札記》，認為“由這些雜文（不僅僅是雜文）而招致的厄運在歷史上刻下的印痕卻遠遠甚于雜文本身”。這些文章是好文章嗎？這永遠都是一個無法回答的問題，歷史在一代人身上留下的悲劇性會被人們漸漸地淡忘嗎？這個問題也無法回答。
唯一可以肯定的是，有許多歷史正在從各種史書中流失。而對于未親歷者來說，對歷史的認識和理解在很大程度上來自于各種史書和文獻。底層的聲音，一直都是微弱的存在。坊間流傳，最后以流言的形式不了了之。而紙上的歷史，很可能只是一個家族、一個王朝、一個政黨的歷史。我們到哪里去尋找一幅人類長河真實的畫卷呢？
知識分子傳承文明，卻無法認同紙上的歷史。而對一個時代充滿了質疑，并在這種質疑的情緒中將歷史記錄在紙上的人，也只能是紙上的知識分子。
